华夏文明看山西，是近年山西文化走向全国得到的共识。那么，走进山西，华夏文明到底该看哪里？那就要看临汾了。可以说，临汾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直根，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源泉。

临汾史称平阳，为帝尧古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考古新发现，140万年前，吉县柿子滩即有了先人活动的遗迹。襄汾丁村人的考古成果不仅实证了临汾曾是一块气候温热，颇适人类生存的沃土，而且以10万年左右的先祖骨骼驳斥了曾一度在国际上热噪的中国文化西来论。之后，人类的活动更为频繁，临汾市区范围内留有大量的名胜古迹。洪洞县卦地村，据说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洪洞县侯村，有女娲的陵墓和庙宇。吉县的人祖山，据说便是伏羲女娲滚磨盘以试姻缘，成婚繁衍后人的地方。进入炎黄时期，临汾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吸引着炎帝在这里播植五谷，而后黄帝进入，这是曾是炎黄干戈奋争的重要领地。

在人类发展渐进的过程中，临汾的文化积淀逐日丰厚，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果然，尧定都于这里，上承炎黄，下启舜禹，将分散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凝聚为一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方国，而尧都平阳恰好处于中央之国，形成了古中国的雏形。而考古界和史学界有个共识，即国家的起源就是文明的开端。因而，中华文明之光就升起于古平阳，也就是临汾。

数千年后，晋国初始，不过“河汾之东，方百里”之地，但是，至春秋时已经居于霸主地位。历史再向前推进，到了公元308年，匈奴人刘渊乘东晋八王乱，也称雄天下，仍然选定古平阳建都，扼制中原，挺进长安和洛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临汾人杰地灵，“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创造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耀眼的文明。如果要探华夏文明之源，在临汾可以得到如下收获：

一、中国之源。关于中国的形成，历来是史学家颇为关注的课题。经过多年的探究基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即尧舜禹时代为国家的形成期。不可否认，炎帝、黄帝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仅是奠基和播种效应。当然，离开了奠基和播种便不会有宏构及硕果，但是奠基和播种又决不是宏构和硕果。而这种宏构和硕果恰好处在尧舜禹时期，这就使得处于尧舜禹活动中心的古平阳成为古中国的摇篮。过去尧都平阳，仅是古史料的传承记载。近年，考古学家先是在襄汾县陶寺村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晚期（尧舜禹时期）的墓葬，从大中小不同类型坟墓中的陪葬物，可以看出明显的阶级分化，也可以推断出国家形态的出现。新近，又在陶寺遗址发掘出早期小城、宫殿这种中期大城，并且确认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及祭祀区。陶寺，位于临汾城区东南30公里处，这些考古发现实证了临汾古尧都的地位，也实证了临汾乃古中国的发源地。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指出：“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故化均相聚于此，这倒很像车辐聚于车毂，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讲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都包揽到一处了。”这段精辟的论述，明确告诉我们：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而临汾是晋南腹地，也就是其活动中心；“中国”一词的出现在尧舜禹时期；“中国”一词包含了华山之花燕山龙，是各种文化进步融合的生动体现。据此，我们便可以知晓，临汾就是古中国生长的摇篮，古中国的源头。

二、文化之源。在形成中国雏形的过程中，古平阳也形成了古老的文化。史书记载，仓颉造字。临汾市尧都区西赵村立有古碑一尊石碑，上刻：仓颉造字处。足见临汾诞生过中华民族的象形文字。不仅如此，临汾还诞生过最古老的诗歌。《古诗源》一书的开篇之作是《击壤歌》，接着是《康衢谣》、《伊祁腊词》、《尧戒》，连续四首都是尧时代的歌谣。无疑这是尧文化直根上生出的新枝，开出的新花。这种文化一脉传承，启导后世，《诗经》中的唐风雅句脍炙人口，春秋时期的音乐家师旷开钟吕先河，唐宋时代河东大地诗文名家层出不穷。金元时期，临汾是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这里的雕版印刷，名扬九州，平阳姬家印刷的四美图饮誉四海。金代，平阳人毛麾著有《平水韵》，南宋时平阳学者刘渊在《礼中韵略》里，总结前人成就，删繁就简，审音划类，并为107韵。当时的临汾为平水县，因称平水官韵。平水官韵成为赋诗作曲的依据，代代流传，沿袭至今，成为众所周知的13辙。元代，临汾是全国的戏剧中心，而且比另一个戏剧中心元大都北京要早30年，至今在临汾市还保留着翼城武池乔泽神庙舞台、尧都区魏村牛王庙戏台等5位元代戏台，而全国保存完好的元代戏台仅存8座。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元杂剧衰亡后，在临汾至陕西韩城一带兴起了河、汾民歌，后演进为山陕梆子，山陕梆子在明清时随晋商驰足神州，现在所有的梆子戏，不仅山西的中路梆子、潞安梆子，即是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也概源于此。因而，说在临汾可以探寻中国文化之源，是名副其实的。

三、文明之源。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指出：“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有了国家，就有了文明；有了文明，就有了国家。国家形成之时，乃文明发源之日。既然临汾是国家的摇篮，那么换言之，临汾亦是文明的摇篮。1985年，在侯马市召开“晋文化”研讨会时，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赋诗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诗中有句：

汾河湾旁磬与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里的“汾河湾旁磬与鼓”，即是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和土鼓等礼器，也就是尧时期的文明器物；而“夏商周及晋文公”，且不论夏商周乃为尧文化的发展与延续，仅就晋文公称霸春秋，又一次展示了临汾文明的不同凡响。因而，在临汾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

四、血脉之源。据考证，帝尧的父亲帝喾是黄帝的四世孙，母亲庆都是炎帝的七世孙女。帝尧的血脉中，既流淌着黄帝的血液，也流淌着炎帝的血液，可谓嫡系的炎黄子孙。我们常说，炎黄子孙，尧舜传人，足见帝尧就是炎黄血缘融合的子孙，也是尧舜传人的先祖。从已掌握的资料得知：刘、李、杜、房、朱、尧、陶、伊、祁、范等姓氏都是尧的后人；陈、胡、姚、袁、王、田、孙等姓氏都是舜的后人；禹、戈、夏、鲍、邓、沈、曾、欧阳等姓氏都是禹的传人。如果再把尧舜禹分封的大臣及其后裔的姓氏归宗起来，总共有400个之多，而且均为大姓，涵盖了华人的大多数。如此探究可知，现在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其先祖有不少就是从临汾这块古老土地上走出去的。

如果说，尧舜禹时代的移民有些过于遥远，那么，明洪武年间先后18次大移民就更为脍炙人口了。从洪洞大槐树走出去的民众遍布世界各地，至今，随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可见，来临汾洪洞可以寻到我们的血缘之根。当然，这只是寻访500年之根，如果要寻访5000年之根，那就该说：“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临汾古尧都”了。

因此，我们欢迎海内外炎黄子孙、尧舜传人，前来临汾寻访华夏文明之源，临汾会让你们不虚此行，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