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张学良一屁股坐在蒋介石一边，阎锡山、冯玉祥败退，蒋介石对张学良当然要知恩图报，就让张学良接管华北。也接管了晋绥军。涿州一战张学良和傅作义不打不成交，二人打出了交情，打出了友谊，傅作义也得到张学良的赏识。1931年1、2月间，张学良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将晋绥军编成四个军，任命傅作义为35军军长，代理绥远省主席，同年8月被正式任命为绥远省主席。

那时候的绥远，土匪横行，到处打家劫舍，天无宁日，民不聊生。金融混乱，农牧业萧条，整个社会真是千疮百孔。

傅作义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为老百姓解除最大的苦难。他指挥部队先后消灭了以王英、杨猴小、苏雨生、李根车四人为头子的四大股土匪数万人，为百姓创造了安居乐业的局面。

在绥远，人们叫土匪为“刮野兔”，蒙语把土匪叫“忽拉盖”，地主武装叫民团。民团与土匪相互勾结，保护地主，鱼肉人民。聚集流窜就是土匪;回家投靠地主就是民团。土匪、官兵也互相转化，土匪战败接受军阀的收编就是官兵，收编后拉出去又是土匪。比如王英、卢占魁、杨耀峰等有名的匪首，均曾多次被军阀收编。有的人多势众的土匪，竟然敢和正规军抗衡。1926年冯玉祥部队路过绥远时，就被土匪、民团连偷带抢缴去了四、五千只枪支。土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截火车。归绥市五里以外就成了土匪的世界。全省大小土匪团伙不下四、五十股。还有所谓“不浪队”，手持棍棒就敢打劫单身行人。

为剿匪，傅作义把他的35军分布于丰镇、包头一线，经过一年多的围剿、追歼，四、五十股土匪相继溃散，只有苏美龙一股土匪逃往察北，被改编为张北县保安队。

为了继续巩固来之不易的剿匪成果，紧接着傅作义便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清乡，发布告示，让零散土匪自首缴枪，登记悔过，不咎既往。同时，请查户口，组织联保，发动检举，挖出隐藏的土匪，枪毙后挂人头于电线杆上，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和震慑作用。

经过围剿、镇压、严打，全省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社会秩序好转以后，1932年，傅在全省举办了“区长培训班”，招收青年学生，经过半年培训后，派到各县担任区长，帮助各县进一步巩固清剿成绩。

傅作义很欣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说。剿匪清乡以后，他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的办法，曾派人到全国比较先进的省份学习取经，然后又请梁漱溟、晏阳初、别廷芳来绥远具体指导。

1934年成立绥远乡村建设委员会，自兼主任，下设乡村工作人员训练所，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受训，先后举办四次培训班，共训练乡村工作干部千余人。学员培训期满，派往乡村担任乡村工作指导员，协助乡长推行“教、养、卫”三位一体的乡村政治。

乡导员首先在 各村建立自卫队，实行军事训练。再从自卫队中挑选骨干到归绥受训，并发给武器，称之为绥远省“国民兵”，就跟我们现在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本相似，设有司令部加以领导。国民兵的政治指导员从乡导员中选任。“七、七事变”时国民兵已组成六个团，共约万余人。这些国民兵平时参加劳动训练，维护社会治安，战时就是一支武装力量。

接着，他整顿财政，稳定物价，开源节流，扩大流通，使绥远财政扭亏为盈，被人称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1937年“七七”抗战时，绥远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939年，部队驻绥西后套时，人少地多，十六、七万百姓养活十五、六万军政人员非常困难。他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学习诸葛亮屯田五丈原，一方面组织部队屯垦戎边，自己生产粮、菜、油，一方面动员10万军工支援老百姓发展生产，进一步加强了军民友谊。每年一到春天，部队就几乎全部出动。有的帮助地方修渠打坝，有的赶着马匹，车辆帮助老百姓春耕，送肥。秋天帮助百姓收割庄稼。结果老百姓富起来了，部队补给也充足了。

傅作义最重视抓水利建设，他指挥部队协助地方修的水渠，大的可以航船，养鱼。1945年春，后套地区所修渠道，宽17米以上的干渠，全长1700里，宽4米以上的支渠，超过10000里。使后套变成了渠道纵横，渠水遍流的江南水乡，这种助民屯田活动，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后套经济，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也为他以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部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45年，美国的魏德迈将军，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到绥西河套参现时，看到傅作义部队官兵素质好，身体健康，曾说：“与世界强国的军队相比，毫不逊色!”

此外，傅将军对绥西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整理改革，把地主强占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按国民政府规定的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交租，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是傅作义主政绥远时为百姓办的又一件好事。

傅作义主政绥远期间，一边抓抗战，一边抓建设，使绥远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后套，当时被誉为“鱼米之乡”、“塞上江南”，从此便有了“天下黄河富河套”一说。军民因此而丰衣足食，为绥远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