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家语》上记载: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有父子两个人因为争讼来告状，孔子把他们关在了同一个牢狱，三个月也没有进行判决。后来，父亲提出撤诉，孔子就把他们俩都给释放了，没有再进行追究。季孙听到了这件事就很不高兴。他说：“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
    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可以警戒全国的百姓都行孝。结果你不仅没有把他杀掉，还把他给放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孔老夫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上面没有教导人们走正道，行孝悌，下面的百姓犯了罪，结果就把他给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不教导民众培养起孝心，而用它来审判官司，这是杀害无辜之人。“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全军溃败不可以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以处置惩罚百姓。为什么呢？“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上面的教化不能施行，罪责不在人民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法令非常不严谨，诛杀却很严厉，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这是暴政。“不诫责成，虐也”，不事先警戒就责令百姓能够完成，这是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如果政事杜绝了这三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用刑。
    那么，应当如何教导人们、给予人们以道德教化呢？孔子说：“既陈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给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让人们顺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
    我们现在的社会看似重视道德教育，但是实际上人们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例如，现在的人从小到大也上了很多课，但是没有哪一堂课教过人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就是说没有把道德普遍宣讲，使之家喻户晓。那么宣讲了道德之后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则尚贤以劝之”，就是要崇尚那些有德行的人，劝勉百姓向善。“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还是不行，就把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给废弃、给贬退，让人们有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就端正了。“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还有那些顽固不化的、邪曲不正的百姓才给以刑罚的处分，这样人民就知道他为什么犯罪了。“是以威厉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所以不需要依靠严厉地警戒，刑罚都可以放置不用。“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现在的世间却不是这样做的。现在的状况是：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就犯罪了，结果又用刑罚来制裁他。
    刑罚越来越繁多，但是强盗却数不胜数。
    “世俗之陵迟久矣，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人民怎么会不逾越法律呢？所以孔子告诉我们：先要给民众教化，如果人民没有接受教育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应该给予宽恕。宽恕之后，一定要给他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知道做人的“五伦八德”。
    《汉书》上也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圣王都是承顺天道来从事政治。天道都是好生恶杀、有仁爱之心，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教育作为首要，而把刑罚设置得非常简单。现在废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单单地用执法之吏来制裁人民，还想让道德教育化披四海，是很难成就的。
    《群书治要译注》二十卷补的《汉书八》上就记载着一个酷吏严延年的故事：严延年身材短小却精明强悍、办事灵活快捷，即使是历史上以精通政务著称的子贡、冉有也未必能胜过他。他作为一郡的长官，他的属下凡是忠诚奉公的，他就会像自家人一样优待他们、亲近他们，且一心为他们着想，居官办事也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管辖的区域中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但是，严延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痛恨坏人、坏事太过分了，所以被他伤害的人有很多。他尤其擅长写狱词以及官府的文书，他想要诛杀的人就亲手写奏折。因为他很擅长写狱词、奏折，结果上面核准判定一个人的死罪，很快就被核准了。因为他狱词写得很好，大家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把这个人很快判成死刑。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时候，他就命令郡下面所属的各县把这些囚犯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统一处死，结果一时血流数里。所以，这个郡里的人都把他称为“屠伯”（这个“伯”就是老大的意思，说他是屠宰的老大）。结果在他的辖区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都一派清明。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望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但是，她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严延年在处决犯人，她一看血流了好几里地就很震惊。于是，就住在了道旁的亭舍，不肯进入郡府去住。严延年出城到亭舍去拜见母亲，但是母亲却关门不见。
    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阵儿母亲才愿意见他。他母亲见了面就斥责他：“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想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他的母亲深明大义，知道他做得不妥当。
    严延年就赶忙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带回郡府去住。祭祀完毕之后，他的母亲就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    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已经预测到他以后结果一定不会很好。她说：“我走了，离开你回到东边的老家去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他的母亲回到家乡，见着他们同族的兄弟，她又把以上的这些话重复地跟他们说了。过了一年多，严延年果然出事了。东海郡的人没有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智慧的。
    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凡是古代深明大义的人都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么我们从政一定要顺应天道，要以仁恕之心待民，不能够过于苛刻。因为从政者应爱民如子，是百姓的父母官，哪有父母官对儿女这样屠戮的呢？如果他把人民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了，把能够杀戮多少人、逮捕多少人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毫无怜悯之心，这与天道是不相符合的，结果一定不是很好。所以古人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就能评价出他的兴衰成败了。
    相反，一个人即使是当执掌刑罚、司法的官员，只要他有仁爱之心，也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当司法的狱官。他亲自判处了一个人刑罚，给他实施了断足之刑，就是把他的双足给砍掉了。后来卫国有了动乱，季羔逃跑。被他砍掉双足的这个人恰好正在守护城门，他就对季羔说：“这墙上有一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跳墙。”他又对季羔说：“里边有一个洞。”季羔就说：“君子不钻洞。”这个人就说：“这里边有一个房子可以藏身。”季羔就进去了。当这些追他的人都走了，季羔要离开的时候，就对这个被实施了断足之刑的人说：“我不能够亏损君主的法律，所以亲自把你的双足给砍掉了。现在我遇到了危难，这正是你抱怨的时候，但是你却帮助我逃跑，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被砍断双足的人就说：“砍断我的双足是因为我犯下了罪过，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以前我看到你要用法律治我罪行的时候，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是希望我能够得到罢免，这个我看出来了。结果审判判定了我有罪，要按着罪过行刑的时候，你脸上显出了不愉快的表情，有一种伤痛之心在你的脸上都显露出来了，这一点我也观察到了。并不是你对我有什么过分的偏袒、偏爱之心，而是‘上天生君子’，君子之人自然而然地就是这个样子，看到人民犯罪他是一种哀怜之心。这个人因为没有受教育被处以刖足之刑、砍断了双足，这多可怜！多值得同情！这是我之所以喜欢你、帮助你的原因。”孔子听了之后就说：“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意思是说，子羔做官吏真是做得不错！实行法律、依法办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心存仁恕之心树立的就是德行，太过严暴树立的就是怨气。既能够公正，又有德行，有这种关爱百    姓的心，只有子羔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说，同样是做司法工作的人，但存心不一样，有的是虐民，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百姓，树立自己的威严，还以此为荣耀。相反，有的是心存怜悯之心。结果百姓对他们的回报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是看到人做坏事就非常地痛恨，与他产生对立。事实上，通过感化的方式来帮助人反而是更好的方式。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愧之，可以使小人为君子；激之，可以使君子为小人”。使用“愧之”的方法，可以引起人的惭愧心，结果小人也变成了君子。古人说“公门好积德”，作为领导者，如果能够有一片仁慈之心，能够爱民如子，就会有很多人会被感化。
    齐景公来问晏子说：“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的君主是怎么样教导人民的呢？晏子回答说：“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首先要使教育明确，法令也明确，做君主的人要率先垂范。“养民不苛”就是对待人民不是很苛虐，而是要用刑罚来防止他们做作奸犯科的事。让属下不做的，上面的人、做领导的人坚决不做；禁止于人民的，那自己也一定不去违反。这样的话，属下才能够服从他的教诲。“称事以任民，中听以禁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法，下以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违。”就是说，衡量事情的轻重来任用民众，司法很公正这样才能够禁止邪恶，不让民众非常地劳苦，也不能够用刑罚来残害百姓，上面的人以爱民为原则，下面的人就会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是圣明的君主教导民众的方法。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教民，首先领导者要先受教育。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没有看到有哪一句话是教导百姓的，全都是在劝导领导者和君主的。百姓受到教化，实际上是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间学到的。他们不需要教育，需要教育的是领导者和君主。
    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能够深入人心，就是有两个重点没有做到。第一，没有从孝道开启人的爱心。“父子有亲”，所有的亲爱的原点就是这个孝心，但是我们没有教导人们孝敬父母。建筑物没有一层、就想要二层、三层、四层、五层，效果就不会太好，建的都是空中楼阁。第二个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古代的道德教育、儒家的这些伦理道德都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认为谁需要教化呢？老百姓需要教化！所以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结果“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领导者率先垂范学习仁义慈悌的道理，把它表现在自己生活、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这才是教民的正确方法。（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刘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