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争议较多的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也暂不考虑1968年才增设的经济学奖，仅以无可争议的三大科学奖项———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学或医学奖来看，从1901年到2009年，获得这三个奖项的科学家共有539名，其中包括李政道等8人。华裔科学家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华民族不比其他民族逊色。 

中国的近邻日本，至2008年已有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三大科学奖，在诺奖获得者国籍排行榜上，与奥地利同列第9位，另有不少美国籍日裔科学家获奖。这个事实加上前述华裔科学家的获奖情况，应该能说明黄色人种的亚洲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不比白色人种的欧美人逊色。 

既然民族和人种方面没问题，以中国人的勤奋好学，人口又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为什么就不能取得被诺贝尔奖的评委承认的科学成就？把各种可能的原因一一列出来，列在第一位的，恐怕要算是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的问题了。 

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科学家创新的动力机制。由于使科学家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各种资源，包括物质性的利益和精神性的荣誉等，都掌握在行政权力拥有者手上，使得许多科技工作者一旦取得一点成绩，就把心思放到追逐权力上。在求权的过程中花费大量心力，一旦大权在握就控制了资源，同时也失去了研究的动力，再加上被行政事务耗去了大量心力，因此就没有多少精神花在专业研究上。这样，专业探索的深度自然不够，最终表现出来，就是缺乏创造力。 

科研机构管理的行政化，也是扼杀创新动力的一大因素。大学在中世纪欧洲诞生时，就形成了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这种传统被现代大学继承并确立为基本原则。我们的大学既欠缺这样的传统，加之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支配，致使大学内部行政权威凌驾于学术权威之上，知识生产不能遵循自身的特定规律，作为新知识创造者的研究人员本应具有的自由意志、独立精神渐被磨灭，创造力也随着枯竭。 

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制度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度能否以知识为本，体现对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尊重，制度能否以人为本，体现对科学家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尊重，使科学家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摆脱行政权力的支配，都将是看不见却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软动力”。在这方面，如果科技制度不能根本变革，我们离诺奖只会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新京报 洪振快）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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