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中国农村家电下乡的一个缩影。根据商务部的数字，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家电下乡”产品共销售2082万台,金额达388亿元,但与预计的全国年拉动约1500亿元的农村消费距离尚大。9月份全国家电下乡销售额为61亿元,总销量316万台,较8月分别下滑了18.66%和16.58%，销售额较7月更是大幅下降了30%。专家判断，家电下乡即使要实现800亿元的年销售目标都比较困难。 

 
这同样是当前消费内需现状的真实写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家电、汽车等市场的繁荣，拉动了城乡特别是农村市场消费。但这些通过财政补贴来刺激消费的效应主要着眼于短期，其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前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了4个百分点。虽然较前略有增长，但并不明显。消费内需总体上依旧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缺乏大幅提升的动能。 

这种状况必须有所改变。今年政府投资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0%。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不可能长期持续。况且任何投资的增加都会表现为产能的上升，如果没有消费的最后埋单，投资最终会形成损失。另一方面，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1.3%，尽管降幅逐月收窄，但由于美国私人储蓄率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低迷，我国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面临外需萎缩的压力。因此,推动经济增长向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的转变，不仅是经济实现平稳持续增长的现实要求，也是优化经济结构、激发经济内生活力的必由之路。 

如何让老百姓花钱，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难题，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不时被赋予新的内容。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两个普通人的生活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农民只需缴纳20元钱，就可以在各级医院享受不同比例的报销待遇——短短几年间，新农合已覆盖重庆所有区县。但渝北区龙溪镇农民李云却还是苦恼颇多，“一些比较常见的小病，医生却要病人做各种检查；加上新农合制度对小病、门诊补偿比例很低，结果算下来医药费比新农合之前还要多。” 

农村被视为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过去，多数观点认为农村消费启动不足是由于“看病难、看病贵”，农民不敢消费。近两年新农合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患大病的医疗负担，但由于受总额限制，个人能得到的医疗补偿与庞大的医疗费用支出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也与一些补贴政策运行时出现偏差，没能落到实处，降低了农民群众的受益程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一系列惠农政策固然使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但如何使农民收入真正有明显提高，看来尚乏良策。 

城市人的苦恼也不少。老史是北京一家国企的退休干部。工作时，他承诺老伴退休后带她去旅游。退休后，儿子结婚要买房，他才发现，辛苦一辈子积攒下了100多万元竟然买不起一套合适的新房。没办法，他最后决定拿这笔钱给儿子租房住，每个月3000元。于是，老两口出门旅游的愿望也只能出于节支的考虑而放弃了。 

与农村不同，城市居民用于购房、子女教育以及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以房价为例，有超过六成的城镇居民认为当前房价高得难以承受，北京、上海等地房价更是让普通市民感到高不可攀。房价过快上涨不仅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也抑制了老百姓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想买房的人为购置住房不得不节衣缩食，大幅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甚至不惜降低生活质量；已买房的人也要将未来的大量收入用于房产按揭。沉重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经济负担势必挤压居民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最终的结果就是老百姓有钱不敢花，只能选择储蓄以备日后不时之需。 

储蓄过度，这是一些西方国家给中国的定义。我国确实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老百姓的钱包恐怕不如想像中那样是鼓鼓的。事实上，近年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少数超富阶层的超高收入在我们进行收入统计时则常常将普通居民的收入“平均”上去了。 

国际经验表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改善对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十分关键。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此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大部分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 

推进以扩大消费内需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尚存在较多体制性障碍，财政政策应在改善分配、扩大民生支出等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彻底扭转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和差距扩大的局面。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的改革，逐步降低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为中长期居民消费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温源）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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