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职有权的官员，在位在任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自己的“人脉网”，为日后退休下海谋求铺垫，呈现出几分期货市场的交易特征。这种深谋远虑的“期权化”收益，是一种比那种“现兑”的权钱交易更隐蔽、更难对付的腐败方式 

据《法制日报》报道，曾任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副县长、六合区副区长的刘有贵，近日因“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南京下关区法院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600万元。 

刘有贵可谓“官运亨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被提拔为团县委书记，先后任乡长、县长助理，35岁就担任了江浦县常务副县长。2002年5月，刘有贵被调任到六合区担任副区长，同年7月被送到省委党校培训。 

2002年底，他不顾各级领导的挽留，执意辞官下海。两个月后，他借来400万注册资金，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随后，这位“激流勇退”的前“县太爷”摇身一变，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资产过亿的“大地主”。 

用南京市纪委有关人士的话说，如果不是一封至今还不知道来源的E-mail，刘有贵就真的成了亿万富翁。 

“人脉”让“县太爷”变“土地爷” 

知悉此案内情者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单靠刘有贵，他真能自导自演这出“空手套白狼”的戏吗？如果没有那些“还在台上的朋友”，他恐怕连一亩地也搞不到，光是首期上千万的土地出让金就能让他憋死。 

毫无疑问，正是他的“人脉”让那些“还在台上的朋友”在关键环节“动了手脚”。 

官场“人脉”到底值多少钱？《华商报》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监管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法律被虚置的时候，官场“人脉”将是个无价之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在这种腐败案中，那些在位官员与他提拔的干部之间，往往并不存在什么契约，但在权力转让过程中，彼此形成某种“心理默契”。随着时间推移，在官员退休或离任后，当年投桃，今日报李，最终完成公权与私权的交易。(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重庆时报》评述道，一些有职有权的官员，在位在任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自己的“人脉网”，为日后退休下海谋求铺垫，呈现出几分期货市场的交易特征。这种深谋远虑的“期权化”收益，是一种比那种“现兑”的权钱交易更隐蔽、更难对付的腐败方式。

媒体追问土地监管制度的弊病 

据媒体报道，在刘有贵案中，浦口区国土局土地交易所为了让刘有贵的公司顺利完成招拍挂，仅在春节期间向公众发布了招拍挂消息，并且是在当地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以滚动字幕的方式。 

“智商”还真不低。如此“用心良苦”，恰恰说明了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土地的规划、审批、拍卖等环节存在很多漏洞，从而为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 

一位领导人曾经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对于官员离职或退休之后的行为，难道没有制度性约束吗？ 

实际上是有的。为避免官员离职或退休时携带权力资源，有关部门专门建立了“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根据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在本案中，这位副县长长期分管建设、土地工作，辞官之后却在房地产行业风生水起，试问制度的约束力何以体现？ 

《重庆时报》的文章就认为，副县长辞官成亿万富翁，拷问着官员离任后的跟踪监督与审计制度到底有没有切实执行？ 

权力都要有有效期，弃官下海真正要丢掉的不是官帽，而是“公权”，不然公权隐身，很容易变成了腐败的另外一种结算方式。

民众更希望“拔出萝卜带出泥” 

在媒体为“土地爷”倒掉叫好之时，广大网友却表现出了更深层次的关切。 

有网友指出：在热播剧《蜗居》中，陈寺福由一个小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了身价上亿的上市公司的老总，在房地产界呼风唤雨，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政府官员宋思明。那么，在刘有贵的背后有没有“宋思明”？ 

这种担心，并非止于对刘有贵事件的关注，更是对于权力腐败的一种制度性担忧。 

在今年重庆“打黑”案中，一些“大白天下”的房地产领域官黑勾结的内幕，就让人触目惊心。一些重大贿赂典型案件，也大多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领域。尽管现在已有不少官员因房地产腐败而纷纷落马，但和当前依旧活跃的土地“倒爷”相比，潜伏“台上”者依旧不少。深挖“倒爷”的“台上朋友”，”斩断“倒爷”和官员之间的利益链，也许这才是破解房地产领域系列难题，有效打击囤土、倒地等市场乱象之关键所在。 

所以，公众更希望有关部门在查处刘有贵之后，继续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让那些非法既得利益者受到法纪惩处。同时，职能部门也要引以为戒，完善制度加强执行力，对辞职经商办企业的官员加强监管，以维护市场的纯洁和政府的形象。（新华社每日电讯 易艳刚）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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