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

在学术行政化的侵蚀无所不在的当前，出现这样的怪现状，相信很多人并不感到特别惊诧：既然权力可以通吃，手握权力者觊觎院士头衔，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院士变“院仕”，让公众满怀忧虑。一方面，“仕而优则学”的程度越深，越证明权力之手玩弄学术荣誉的肆无忌惮。学术环境被权力干扰面越大，常态的学术环境被污染就越深。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学术荣誉和头衔的获得，往往和优质高效的科研经费、科研环境获取息息相关；官员们挤压和掠夺本应属于真正学者的有限资源，损坏学术环境不说，还将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中国科技高层次创新呈现负增长态势的事实，就是明证。

另一方面，在权力通吃的情况下，“仕而优则学”必然伴随着“学而优则仕”。在官本位思维的驱动下，为了追求更高的行政级别，获得一些声名的学者们，往往都会在行政职务上有所谋。在行政岗位上，他们是否具备相应的管理才能，学术思维是否适应行政思维尚且不论，检视现实不难发现：那些一朝为官的学者们，有几位还能在学术上有更深的探索、更多的建树？

院士变“院仕”，是学术行政化的狂欢。究其原因，问题不全出在当前的院士遴选制度上。诚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言，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可如果权力通吃变为学术成果“通吃”，所谓的院士评选标准和遴选过程，只能是形同虚设。而后者，正是我们忧虑所在。

所以，在诸如院士评选、名师评选中，除了对行政官员参选进行必要的限制之外，要想遏制学术行政化对学术伦理和底线的颠覆，其他制度构建应同步加快进行。比如，大学校长应该尽快实现职业化，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制度应尽快施行，等等。（李 记）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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