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有关规定，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是流入地政府的责任，然而，中央“请客”，“埋单”却是地方，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对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执行上普遍不力。去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支持机制的建立，无疑有助于化解此一僵局。 

20亿元看似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全国1200万流动儿童，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00多元，因此，中央财政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支持，还仅仅是一个开头。并且，激励地方政府保障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仅仅靠“奖”是不够的，特别对财政实力雄厚的大城市而言，奖励的吸引力有限。因此，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督促，拿出刚性措施，对保障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工作不力的地方和主抓官员，应该问责。 

如今，一些城市出台了各种“土政策”，在流动儿童就学问题上，或明或暗地设槛。媒体曾报道，有的城市农民工子女要想入公办校，需办齐十个“证明”，北京也要求外来务工家长需备齐“七证”。这些“土政策”把许多流动儿童阻挡在公办校门外。因此，消除流动儿童进入公办校的门槛，尤为迫切。比如，城市能向流动儿童开放的公办校，大多为办学质量一般的公办校，这些孩子若要进优质的公办校，“择校费”常常是无法逾越的门槛，因此，如何让流动儿童共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同样需要政策干预。 

目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流动儿童就学的政策优惠，往往限定在“农民工子女”，按照《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奖励实施暂行办法》所定义，也就是具有农村户籍身份而在城市务工的劳动者的子女，但现实却是，农民工子女只是流动儿童一部分，城市中还有大量城镇户籍身份的外来人员子女，但他们常常被忽视了。 

以北京为例，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的规模并不亚于农民工，但这些孩子上够不着本地户籍的入学政策，下享受不到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优惠政策，成了“夹心层”。但实际上，他们的家庭对城市的纳税贡献巨大，却享受不了农民工的待遇。比如，早在2004年，北京就取消了外来农民工子女在公办中小学的借读费，但是，非京籍城镇户口的在京工作人员，其子女的借读费，直到2009年才取消。 

总体而言，城镇户籍外来人口的经济能力，的确较农民工强很多，但这其中同样存在低收入人群，和农民工一样处于弱势地位。更重要的是，教育福利作为儿童福利，既不能变成只有本地户籍专享的“特权”，也不能像低保、医疗救助一样，变成对弱势人群的特殊福利，教育福利理应是一种普惠性福利，对任何一个孩子而言，无论其家庭是贫是富，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都应和其他孩子一样，平等享受教育公共服务。 

因此，在推动城市本地和外来孩子教育“同权”的路程上，农民工子女之外的另一群外来孩子不应被落下，所有的城市外来人口子女都是父母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国家的孩子，在政策上应该受到相同的关爱。（新京报 社论）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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