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通知体现了司法部门的坚定决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惩治不严的现实。比如，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虎头蛇尾，广州苏丹红事件并非处罚企业，更有许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在推诿扯皮、鉴定调查”中自我消化、不了了之，真正能够被追究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的寥寥无几。
于是，一边是“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的口号呼吁，一边却是食品安全违法事件的此起彼伏。三聚氰胺死灰复燃，激素毒素阴魂不散，一次次挑战着人们的容忍底线，增强”着国人的抗病毒能力。
抛开道德良心，食品违法行为的根本原因往往是利益权衡。当天津一家制售有毒食品的企业高管被捕时，当着警察的面告诉家属不要怕——最多判三年；当消费者吃了一块10块钱的有毒月饼，最多只能按照法律规定获得十倍（100元）赔偿时，有毒有害食品制造者又会有多大的压力？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就是一场赢多输少的赌博。
这其中有立法的因素，比如消费者索赔门槛过高，赔偿范围和标准较低，以及重国家处罚而轻民间赔偿等问题。与我国的“十倍赔偿”相比，德国亨特格尔公司曾被查出其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结果向消费者支付高达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而许多国家对食品企业的巨额惩罚性赔偿，更是让企业不敢铤而走险。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立法的许多赔偿只是“起步价”。
而与立法相比，执法可能更为宽松。比如，销售数十吨三聚氰胺的主犯，最后只判了三年徒刑，并且是缓刑；再比如，就在今年9月，北京和江西分别对问题奶粉开出了“主动上缴免于处罚”的条件，也许他们的初衷是想解决三聚氰胺事件遗留问题，但从规定的正当性、公平性来看，无疑降低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威慑力。如果我们执法只给人“不出事就没事，出了事也未必有事”的软绵绵的印象，那么违法的冲动在所难免。
从食品“卫生”法到食品“安全”法，不仅仅是词语的转换，更是树立一种预防的理念，并将食品安全违法事件纳入社会安全的范畴。对于这一关系到成千上万人安危的领域，预防比惩罚更为重要。毕竟，再严厉的惩罚，都不能弥补和修复食品安全事故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刑法的本质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中央政法部门的严惩决心，只有通过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决心”，法律的威力和魅力才能展现出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才能真正踏实放心。

（范正伟）

来源：临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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