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不是今年的第一例，却是最悲烈的一例。前几天，刚过完14岁生日的四川女孩袁梦从河北冀州一处楼盘17楼纵身而下，一个尚未绽放的年轻生命就此陨灭，她留给人间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要帮父母讨薪!”

袁梦悲愤的一跳,让麻木的人们大梦初醒。为什么讨薪总是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在法治社会,这个怪圈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到了让法治政府出手的时候了。

讨薪问题成为“老大难”，与一些部门的“拖延症”有很大关系。明明可以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平时，却总是置之不理、一拖再拖，直到矛盾拖大、拖无可拖才去亡羊补牢。要想整治恶意欠薪，功夫还得下在平时，完善企业保证金制度，推进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加强日常性监察执法，为法治高压线通上高压电，重罚严惩违规用工的企业和包工头，是不是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欠薪发生?把责任分解到平时，让法治途径成为日常选择，欠薪才不会再成为年关之殇。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保障农民工权益，但一些地方官员就是充耳不闻，坐视农民工兄弟哀求无门，坐视极端案例发生，甚至淡定地放出一句“出了人命就好办了”。如此冷血之辈，有何资格坐享公共财政的供养?不过，的确是“出了人命就好办了”。据报道，袁梦坠亡之后，被拖欠的工程款很快就发放到位了，100多名农民工终于讨回了他们应得的工资。只是，这浸透着一个花季少女鲜血的艰辛讨薪路，既令人悲愤，更应引起社会的深刻反思。

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医治讨薪伤痛,唯一的途径应该是用法治的力量彻底根除“欠钱赖账”的痼疾,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净化生活和劳动的环境。只有这样,袁梦们”才能安安心心在课堂读书,不至于跟随父母奔走在讨薪的路上。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