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官员，康慧军不是第一个，相信也绝非最后一个。但大多数官员炒房事实败露，是因为别的腐败行为而拔出萝卜带出泥。康慧军的落马，却源自上海市纪委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的一次普查。康慧军一处住宅的申报价格明显偏低，成了纪委查处康腐败案的重要突破口。提起受贿罪的认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当事人一定拿了不该拿的钱。但对于官员的炒房行为，很多人包括官员本人在认识上还存在着盲点。他们认为，只要没有收受贿赂,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炒房获利，就无可厚非。

其实，领导干部炒房与普通百姓炒房相比，除了有违公务员禁止经商的规定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房子，这明显属于权力寻租行为。这种权力干预下的反市场行为，也是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腐败问题”、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2007年7月“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对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行为界定为“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可见，领导干部利用权力炒房的行为本身就是腐败。

分析官员的贪腐个案，不难发现大都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监督官员财产状况，就成为查处腐败现象的突破口和关键所在之一。上海纪委一次例行的住房普查，就发现了“炒房区长”。看来不管房地产黑洞有多大，有多深不可测，只要坚持既定制度，就可能有效监督官员财产状况。

康慧军的落马让我们看到反腐的有效途径。但对官员住房普查的做法虽然有效，毕竟属于事后监督。在当前难以完全杜绝公权力进入市场的情况下，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事前防范，把官员财产置于有效监督之下，有助从源头上有效反腐。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申报和公布个人财产对预防和遏制腐败不失为有效的机制。近年来，我国对此也进行了有益尝试。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相信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必将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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