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发布，细化了医疗机构的责任：拒绝服从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指挥调度的；拒绝收治急、危、重伤病员的；非因不可抗力延误急、危、重伤病员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将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给予5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并给予通报批评。（3月18日《羊城晚报》） 

救死扶伤是医院的天职，广州市出台的这项条例，重申的正是这样的常识。以律令的形式，来强化医生的职业道德，并促使医院做到“见死必救”。 

但一个公众不能忽视的现实是：目前大多数医院实际上都是“自负盈亏”，政府的拨款只是杯水车薪，医院更多时候要自己投入和自己创收。从这个角度讲，救死扶伤不仅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行为，是他们生存、发展，甚至获利的主要途径。从而，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医院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是无可厚非的。 

在这样的语境下，疑似高额的罚款只能是一个震慑的手段———5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虽给医院设下一道防线，但并非牢不可破，无法阻止医院对利害成本的算计。换言之，把医院界定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一旦考虑到收治需急救的病人成本太高，会形成“死账”，医院更愿意接受罚款。此外，即便将病人收入医院，考虑到可能会成为难以接受的负担时，医院在抢救过程中也可能会推诿敷衍、弄虚作假，以降低自己的成本。 

可见，要让医院“见死必救”，还有赖于相关配套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解除医院的后顾之忧，规避他们承担经济负担的风险。在此意义上，政府必须彰显更大的善意和责任。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而诸如广州出台的条例政策，虽可谓政府努力改进的体现，但仍不是“见死必救”的根本通道。 

与其对救死扶伤的直接执行者医院采用罚款等治标的手段，不如转向政府自身，反思医改的深层病灶，寻求制度上的出口，而不是将板子全部打在医院身上。比如可以规定，医院对伤病者应该“见死必救”，而由此产生的“死账”，则一律由政府来“埋单”，这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再比如，可由政府牵头成立慈善机构，筹集一个专门基金，用来帮助医院消除“死账”，等等。只有合理地厘清医院和政府的责任担当，并通过长效机制的制衡，方能促使医院摆脱惟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刘永涛)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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