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重大历史题材作品,《郑和下西洋》全景式地再现了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大明船队七次下西洋,历时28年大规模航海的巨幅画卷。据史料记载,每次下西洋都有200余艘各类船只,两万七千多名随船人员,他们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及东非的广阔海域,巡航或拜访,赏赐或贸易,为保护商路畅通和亚非各国和平交往作出了巨大贡献。应当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几次为数不多的心雄天下、广涉海域的壮举,它足以象征了国家的富强、技术的发达、文化的进步,昭告永乐王朝是一个何等开放自信、敢于梦想、颇有作为的时代,抒写了对外开放中充满积极、主动、活力的一笔。然而,该剧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巡航贸易、友邻海外上,而是揭开明初50年这一历史大幕,紧紧围绕“下洋”与否,大开大合地上演了一出帝王与众臣、宫廷与百姓、新政与旧制、中土与四海、战争与和平的煌煌史剧,从而为观众提供了比任何相关史料和其他文艺作品更为醒豁、丰厚、深邃、壮观的大时代全景图。大时代必然出大英雄,主创者怀着浓重的英雄情结,把郑和、朱棣、姚广孝等一大批当朝杰出人物推到历史的前台,呈现了那个特定时期英雄们身上所具有的浪漫情怀和人生理想。主人公郑和,虽获太监之身,但在受命远航、修睦邻邦的千难万苦中,却有超乎伟岸男人的一切美德、理想、斗志和才干,生动刻画了一个富有梦想、使命、责任感和道义观的航海英雄;朱棣在历史学家眼里或许有各种不同看法,但剧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位敢于跳出“篡逆”恶名、兴利除弊力推新政、决意要作强国富民大文章、自信地引领时代潮流的开拓者,从而完成了由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转折,我们还通过他起兵“靖难”,建造庞大的船队,拔擢郑和出任巡洋正使,解除海禁,五次亲征漠北,将西藏、新疆等地纳入大明管辖版图,下诏改北平为北京并完成迁都,组织三千多人编纂永乐大典等一系列举措,惊叹这位具有非凡眼光和魄力的帝王的大气魄和大手笔;另外,剧中还塑造了姚广孝、夏原吉、解缙、王景弘等一大批性格各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这位集儒、道、佛于一身的道衍和尚,不正不邪,举手投足间充满着中国式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造就了一个杰出的帝王和一个伟大的航海家。纵览这些历史人物,观众再一次领略了这些先驱的动人风姿,感受了那个时代蓬勃健旺的精神气象,同时也经历了一次中华文明和历史精神的洗礼。

“礼遇万邦,四海如一”,是这部电视剧在今天拍摄时所要追求的核心价值所在。普列汉诺夫说:“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中国今天处在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明确宣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而该剧紧紧抓住了中国自古爱好和平与今天倡导和谐世界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连接点加以渲染,从剧中可以看到,郑和从率领船队出海那一刻起,就带着“尊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和平之旅,无论进行贸易、外交活动,还是稳定东、南亚区域的和平局势,或是开辟新的航路,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宽容、亲合、温厚、慷慨、诚信的美德,显示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胸怀与风范。透过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面,我们看到真正的和平使者是如何不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在整个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只有两次动武,一次是打击大海盗陈祖义,以此来维护海上的秩序,另一次是锡兰国的执政官亚列苦奈儿偷袭大明船队,郑和等仍然以恩报怨。这让世界各国看到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剧中还以精彩的片段,反映亚非各国一次次派出使团来大明,以各种方式表达仰慕中华文明之情,形成了“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繁荣景象。全剧真切地告诉人们,什么叫大国风范,什么叫礼仪万邦,如果将一个视和平为生命的国家妖魔化,则是何等的荒唐。如果说永乐时代是向世界开放迈出的一小步,那么今天的中国已向世界迈出了一大步,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应当化作我们在新时期完成重要历史跨越的新的动力。

《郑和下西洋》可谓结构严谨,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几乎涵盖了明初50年的历史。剧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都基本符合历史,就连一些次要人物也能做到确有其人、其事,这在戏说历史成为时尚的电视剧坛极为难能可贵,体现了创作者对历史的严肃和敬畏。由于全剧在摄录美、服化道上有上佳的表现,从漠北到天涯海角,从东南亚、阿拉伯、海湾地区到东非海岸等,无论是异域建筑还是各地风情,都很好地再现了当年历史的情景,特别是重现大明宝船队,不仅建造了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宝船,再加上与三维的巧妙结合,使人真切可见当年海上之城的雄姿,因此可谓是近年来精美的大制作。值得一提的是,剧本出自著名作家朱苏进之手,因而全剧呈现出少有的文字、文学之美,让人享受了语言的特殊魅力。而从整体看,稍感欠缺的是,真正下西洋的故事、场景和表演,没有宫廷戏来得真实、精彩,当然这是白璧微瑕。

（光明日报 申澈）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