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杭州和江苏南京的两起车祸，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前者导致了一名风华正茂年轻人的死亡，后者则造成无辜市民5死4伤的悲惨后果。

7月15日，随着杭州“5·7”车祸肇事者被起诉，以及南京“6·30”车祸肇事者被批捕，人们对这两起车祸的关注再度升温：同样是飙车致人死亡，为什么南京“6·30”车祸肇事司机被批捕的罪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杭州肇事司机被公诉的罪名则是交通肇事罪？

应该说，社会高度关注这两起车祸的背后，是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而对肇事者“该当何罪”、如何量刑等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以及意见表达，则反映出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法治意识的增强。

司机驾驶车辆上路，就意味着进入了公共空间。相对于“弱势”的行人，其驾驶如果违规操作，就可能会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每一个驾驶者，都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两起案件中，酒后驾车、严重超速乃至在闹市区飙车，这些违法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上述案件中的当事人却都采取了放任自己行为的态度。

从媒体报道来看，两起车祸惨案中，被害人被撞身亡完全属于飞来横祸。肇事者的行为，表面看是对相关交通法规的公然违反，但杭州那个司机无动于衷的表情、他的朋友们在现场的说笑、南京那个司机连撞9人后打算逃逸的行为，却暴露出对于他人生命权利和尊严的巨大漠视。

正是上述种种漠视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挑战着社会的底线和人们的良知。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对公民生命权的尊重程度和保障水平，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在法治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首先紧紧围绕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展开。

近年来，酒后驾车、严重超速乃至在闹市区飙车的事时有耳闻，而其对受害者以及社会带来的伤痛更是久久难以愈合。当这种漠视和伤害演化成某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刺痛公众神经、引发社会不满时，它直接考验的，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和立法、司法机关。比如，对酒后驾车，是否存在量刑过轻？对于飙车行为，如果等到交通事故发生后才能处罚，是否会让一些人心存侥幸？

毕竟，立法和司法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犯罪，而不是事后惩罚。如何正确看待并积极回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新需求、新期待，是所有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重要使命。（人民时评 郭振清）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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