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以如此极端的方式与命运抗争，与其说是个人的无奈，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哀。“开胸验肺”看似荒唐，却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 

按照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然而，一个职业病受害者，若想拿到一纸诊断，往往难于上青天。根据法律规定，申请职业病鉴定者，必须出具由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史、工作场所、健康档案等。但是，让一个污染企业出于良心，自证其罪，为打工者提供有关材料，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对于拒绝提供证明的不良企业，法律竟然没有任何惩罚，从而给不法企业以可乘之机。正是由于这堵制度的“高墙”，无数维权者被挡在门外。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关键是如何完善法律。例如，企业拒不提供证明者，政府和司法部门可介入调查，或者让企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就可以大大改善农民工的维权境遇。 

然而，让农民工感到寒心的，不仅是制度的冷酷，还有人心的冷酷。职业病防治所是职业病鉴定的法定机构，理应成为维护职工健康权益的“娘家人”。然而，在“开胸验肺”事件中，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表现却是冷若冰霜。由于证明材料不全，张海涛始终被拒之门外。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才获得职业病鉴定资格。其实，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在企业拒绝提供相关材料的情况下，职工在打工企业的胸牌、出入证、工资条、工友证明等，都可以作为职业史证明。而这个至关重要的“维权利器”，不知为何竟然被束之高阁，任凭农民工“手无存铁”地战斗。同时，当农民工无法靠自身力量和企业抗争时，政府部门居然无人出面交涉，而是袖手旁观。 

更不可思议的是，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结论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这个貌似客观而专业术语，令人如堕云雾。从字面上看，似是而非，若有若无，如同天书。该所负责人的解释是，该诊断并没有排除尘肺，属于医学观察期。医学观察时间为每年一次，连续观察5年。试想，一个尘肺症状如此明显的患者，是否可能熬过5年观察期？即便5年后确诊为尘肺，命若游丝，维权还有多大意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管这样的诊断多么符合“科学标准”，都是冷酷而绝情的，因而也是荒唐的。 

我国是全球职业病高发国家。近年来，尘肺病、职业中毒等职业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群发性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职业病防治工作基础薄弱。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进程，新的职业危害风险以及职业病不断出现，职业病防治面临巨大挑战。最近出台的《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提出，要将职业病防治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但是，政策能否落实到位，还需要各级政府用行动来回答。 

如今，张海涛的胸已经开了，血已经流了，医生也证实了尘肺病。但是，由于医院不具备职业病鉴定资质，其结论仍不被职业病防治机构认可。张海涛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在他的身后，站着千百万同病相怜的工友。因此，他的命运不仅关系着职业病群体的命运，也关系着中国农民工的未来。 

张海超是勇敢而可敬的。他以近乎残酷的自戕行为，刺穿了体制的积弊，也刺痛了社会的良知。在热血面前，制度不会永远冰冷。倘若开胸之举能够催生体制变革，让“人人享有职业健康”纳入法治轨道，那将是中国职业病防治之大幸。（特约评论员 白剑峰）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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