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笔者对严刑峻法能否根除酒后驾车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被一审判死刑后没几天，就发生了魏志刚酒后驾车撞死马芳芳案，以及张喜军无照醉酒驾车造成2死7伤案。这些事实证明，孙伟铭的死刑并没有吓住魏志刚、张喜军们。

同样，笔者对仅靠交警加大巡查力度就能查禁酒驾、醉驾也持怀疑态度(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做到时时、处处的查禁)。因为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今年2月20日、3月5日、3月20日的20时至22时，公安部先后组织3次针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全国集中统一整治行动，仅在2月20日当天，就查处酒后驾驶1.2万多起，拘留违法驾驶人3000多人。但随后仍发生了上述诸多因酒后驾车引发的惨案。

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对待各种形式的违法犯罪，法律的制裁效果是有限的，否则就不会有“综合治理”的做法了。治理酒后驾车行为也一样，也应打组合拳。首先应加强关于文明驾车、文明行路的宣传，既然酒驾是与“酒文化”有关的陋习，用现代文明理念与之相对抗顺理成章。其次，不妨建立公务员酒后驾车的辞退制度。打到痛处的拳不一定太重，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公务员来说，将酒驾情况“一律抄送同级纪检监察部门”或许比肇事后面临死刑更现实。当然，对那些自由择业的，尤其是如张明宝们的企业主，什么精神文明，什么抄告单位，甚至罚款都无所谓。但如果把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与车辆的保险费率挂钩，与银行的诚信挂钩，让他们贷款难、投保贵、生意难做，恐怕同样比让他们面临死刑更现实，也更重要。

因此，社会各界是不是也应该担起自己的责任？毕竟，没有齐抓共管，组合拳是打不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公安部交管局关于治酒驾加强源头管理5条措施中，关于将酒后驾车行为与各种考核挂钩的“考虑”，以及对银行“将其计入个人信用记录”的呼吁。这决不是无关痛痒的举措，更不是推卸责任的做法。（蒋德）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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