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价飙升，究竟是不是外资作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探寻一下形成这种疑问的直接原因：在近几年蜂拥而至的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大戏中，部分外资企业的确高调地充当了推手，本来水权经营的项目可以卖2个亿，结果却要卖10个亿。须知，再纯良的经营者首先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慈善家，投入是要计算在产出里的，于是一些在前几年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的城市，成了本轮水价上涨的急先锋，换言之，眼下不过是到了为高溢价“秋后算账”的节点而已。 

水价飙涨是外资水企的独家行为吗？事实上，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远未达到垄断地位。正如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所言，“从外资企业签约项目的处理能力来说，在华主要外资企业目前所有签约项目的供水总能力不到全国供水总能力的10%，排名第一的威立雅水务实际市场占有率不到3%”。其实，在涨价冲动面前，内资外资所遵循的逐利逻辑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水价改革是大势所趋，水价上调也不是动辄得咎的事情。这些年，一方面是水处理标准逐年提高，另一方面是持续多年在CPI高企下克制不涨价的压力需要理性释放，水价适度上调也是合理诉求。但是，最近一个月来舆论的反弹表明：水价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民生问题，关键不在涨不涨，而在于向群众交代清楚“为什么涨”、“怎样涨”的核心上。 

无论谁来经营水务，水的公共产品属性是笃定的。因为是公共产品，所以必然带有公权市场的垄断性。在此之下，“特许经营”就不能完全走市场路线，需要以合理利润率来回应消费的公益性与投资的稳定性。微观而言，类似于水产品的经营收益，应当不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 

当然，一味骂水企不仁不义显然也不理性。企业逐利本身无可置喙，如果要规制水企的利润，控制其盈利水平，还原水产品的民生属性，政府的公共服务当有所作为。水务回归公益，水价方有公平。公益两个字的价值不仅在于口号，还得有投入、立规矩，最终才能转化为民生福祉：一是财政必须对管网建设承担相应责任，降低水企投资性成本，防止其借折旧率牟利，使其生产性成本收益更为清晰；二是对“保本微利”等原则进一步厘清，譬如相对100%的利润，80%的盈利也是“微利”，水企的账单不能一直不清不楚；三是尽快明确水价定价机制，改变其混乱不透明的态势，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水务等公用事业改革的思路是到了反思“一卖了之”的时候了，无论资源型产品如何与市场联姻，政府的公共职能都不能削弱，不然，类似水等资源型产品就成了垄断体制下诞生、市场机制下出售的“怪物”了。（宋桂芳）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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