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各类学术单位都很看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或正式出版的专著，认为这才算“公认的成果”。搞研究的人也把发表、出版成果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于是，学术期刊社或出版社作为学术产品的发布单位，其“鉴定把关”的作用及其“公信力”被不断抬高，似乎准予发表或出版的成果就是“修成正果”了。且不说编辑们有没有足够的把关水平，如今学术界在急切的功利追求之下制造的大量“学术垃圾”，已使期刊社、出版社不堪重荷。虽然推出了不少优秀成果，但粗制滥造之作实在不少，抄袭剽窃之作也挟势潜行。 

“显性”剽窃一目了然，“隐性”抄袭移花接木 

一二十年前，当人们偶然发现某期刊发表了抄袭剽窃之作，第一感觉总是这家期刊的工作出了问题。除了谴责抄袭剽窃者，更多的批评针对编辑部的不负责任和编辑的业务不精，因此期刊社压力很大，还会影响它评优、争先进等等。有些期刊的编辑部对这类丑事就讳莫如深，不得已才披露。那时，本人有过两次被抄经历，最终都不了了之。 

一次，某名牌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将我专著中的一章改头换尾，在某学报上作为他的成果发表了。我发现后要求编辑部公开处理。该刊主编出面向我诉说：他们编辑部是“先进单位”，事情败露会有不利影响。主编是同行熟人，我体谅他的苦衷。后来他设法私了，令抄袭者给我写检讨信并将稿费转寄给我。结果，稿费未收到，检讨信倒收到一封，信上云： 

“我……一篇学习性陋文，大部分抄袭阁下大作……实属剽窃，造成不良影响，性质严重。……给与批评，我虚心接受，认承（承认）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恳请阁下多宽容，允许我改正懵懂一时之过失……” 

检讨信写得还算恳切，我也就不再追究。岂料，此君“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此后在他的“专著”中把抄我的这部分内容又照单全收。 

另一次更离奇。我发过的一篇文章，在很少改动的情况下，两年后在同一杂志上又“出现”了，作者换了别人。为此，该期刊主编向我检讨：“是我一时糊涂！这两篇文章都是我经手编发的。”主编没有作任何处理的表示，要我“成人之美”。这样也就作罢了。 

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抄袭剽窃现象是“显性”的：两相对照，一目了然。但有更多的抄袭剽窃是“隐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在严重程度上或许略次，但其危害性却不允小视。如小篇幅地“引用”他人的关键学术观点、论证论据或精彩实例，掠人之美，而在文中不作提示。又如大篇幅地裁剪加工，编译他人文章，当作个人成果署名发表。更有“足智多谋”者，设定一个主题，围绕中心思想，收集不同国别、不同年代的他人的研究成果，经过一番“去粗取精”，移花接木，穿针引线，加头续尾，连缀成文。这类大作，有时甚至贴上“原创性”的标签，其实不过是集他人劳作之“大成”。（当然，介绍学科情况、交代材料来源的综述性文章另当别论）。 

发现一篇侵权之作追究一篇，不失为亡羊补牢之举 

近来，对于抄袭剽窃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大家讨论学术体制和学术环境、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力图从宏观上深层次地解决问题。我觉得，这种努力或许会取得一定效果，但短时期似乎看不见曙光。学术腐败已成顽疾，需要“综合治理”。其中学术产品的发布单位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千丈之堤，毁于蚁穴。长期以来，一些期刊编辑部和出版单位对抄袭剽窃行为事先未能严格把关、事发后则敷衍搪塞，也是酿成今日恶果的原因之一，难辞其咎。 

防患于未然固然重要，但发现一篇侵权之作追究一篇，也不失为亡羊补牢之举。学术产品发布单位可以建立类似汽车行业等的“产品召回”制度，并建立诚信档案，采取防止二次侵权的措施：一、公开宣布召回侵权产品。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召回把蒋介石等人名字错译的问题图书，带了个好头，但这本书出的是翻译质量问题，抄袭剽窃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当然更应该召回，不让它们继续侵害别人的著作权和糊弄读者；二、发现抄袭剽窃，期刊社和出版社不能再遮遮盖盖，而要公布真相，承认自己的失误，举一反三说明整改措施，同时点名批评作者；三、迅速与期刊网等联系，在相关网页或检索工具上对侵权作品贴上“抄袭剽窃”标签，日后把它删除，杜绝后患；四、建立诚信档案，不论是审读文章或书稿时发现抄袭剽窃者，或事后发现，都要将作者列入“黑名单”，并且通过同业组织等，定期互换这些“黑名单”，大家联手惩罚少数有劣迹者。 

有关管理部门自然也应加强对学术产品发布单位的监管，防止它们见利忘义为学术不端大开方便之门。（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翻译》主编 方梦之）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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