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网 8月20日）

从贵州瓮安事件被处分官员带“病”复出，到三鹿丑闻中被问责的质检总局官员鲍俊凯“低调高升”，再到此次“最牛官员”复职，尽管舆论风声很紧，可问题官员复出却没有式微的势头。民众都纳闷了：咋的了，他们不是刚被问责的吗？难道问责就是场敷衍民意的表演秀？ 

浙江大学教授章剑生说：“由于问责制的不完善，问责已经成为一种平息民愤或官员互保的手段，成为惹祸的官员‘避风头’甚至位高权重者‘丢卒保车’的借口，而在外观上，它则是行走在法治舞台上的一种‘政治时装秀’”。果然如此，那政令的反复对行政过失的姑息，是否辜负了指望以正义惩邪恶的民意？它对问题官员的“高度容忍”，是不是对蠢蠢欲动的官员形成了反面的激励？ 

在法治社会，官员犯错，理应比百姓犯错更要重惩。因为官员与普通民众角色期望不同，官员掌握权力资源，而且代表着公权力的信誉度，所以犯了错更具社会危害。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问责大棒“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问题官员等舆论目光转移后，立即浮出水面。这，又让对政府政策信誉深怀信心的民众做何感想？ 

面对频频的公众质疑，政府应痛下决心，对官员腐败零度容忍，挽回被透支的政策信誉才对。不然，问责修何时能从法治舞台消失，会成为公众恒久的话题。（光明网 佘宗明）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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