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好几年以前了，一位当地方领导的朋友曾经这样介绍他们那个地方人事方面的运作情况：常委会就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副董事长，常委就是董事。研究下一级领导职位空缺填补问题之前，组织人事部门先要把空缺数字等情况向“一把手”报告，假如有10个，就请他先提4个位子的候补人选，“董事长”嘛，理应“占大头”；市长安排3个；剩下的名额才由常委轮流分，每次每人 1个。这番“交底”的介绍，虽然让“孤陋寡闻”的笔者很是吃惊，但说者认认真真，听者也就确信不疑了。昔日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演变成现代的“当了董事好分肥”，不光有“卖官”的丰厚进项，还建起了各自的“嫡系队伍”，何乐而不为？恐怕这正也是近年来贪腐“窝案”连连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条不称“同志”、不称职务而称“老板”的官场“新规”，不过是这类特殊“公司”人事关系的外部表象而已。

最近，这种政府“公司化”现象，又增添了新的注脚。俨然以私营公司老板自居的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局长，就上演了一场典型的批发调令闹剧。在市委宣布对其免职决定的当晚，这位即将离任的教育局“董事长”，竟然利用“免而未交”的空隙，连夜突击，签署了大批调令，将上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如果不是这位局长已经被免或者一次“批发”过多，这种人事“大权独揽”的情况可能就不会暴露、也不会引发异议。至于是不是存在利益交换、买卖岗位、是现金还是“期货”等问题，那要等最终的组织结论，现在不便乱猜。但“若要富，动干部”，一个农村教师进城至少得花几万“买路钱”，在不少地方早已是流行多年的“潜规则”。武安市教育局前局长“谢幕”后大加夜班的反常表现，引起可能存在权钱交易的猜疑，也是情理中事。

据最新报道，武安市纪委经过调查，认定“批发调令”行为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和干部交接工作纪律，进一步深入调查后，将严格依照党纪政纪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至于权钱交易问题，经过专案小组调查取证，截至9 月20日18时，尚未发现；有关人员目前仍在深挖细究，一经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将严肃追究。也许，武安发生的卸任局长“批发调令”，只是一起若干偶然因素“碰头”酿成的严重违纪事件，确实不存在权力寻租问题，但只能说这也是一起极“偶然”的个案，因为似这般权力的滥用，给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留下了太大的“发挥空间”，“纯洁的滥用”反倒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凤毛麟角。

与民争利式的政府“公司化”也好，把机构当自家店铺经营式的政府“公司化”也罢，都是腐败的重要表现，因此也都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对象。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纪委全会，对反腐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热切期待各项新举措的严格落实，热切期盼尽快用制度消除种种群体、个体的权力寻租现象，有效避免“少年得志”、“最后疯狂”的贪官前赴后继地出现。（人民网 吴酩）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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