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宫任前总统克林顿经济顾问四年后，他任职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在辞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两年后，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向他走来。此次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参加由他发起的“国际政策对话倡议2009中国会议”（IPD）活动，这位诺奖得主如何看待危机后全球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理解全球和谐机制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在IPD会话间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正因美元不断贬值承受资产不断缩水的巨大压力。国内现在对此有两种意见：多数人认为中国不应再买美国国债，而是应该用钱来进行诸如石油等原材料储备；另一种则认为美国依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旦美国日子难受，其他国家也会遭殃。买美国国债实际上也是帮中国自己。您比较认同哪种观点？ 

斯蒂格利茨：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自己的负债， 这样做损害的是美国自己。一些国家的央行已经在考虑将自己的外汇储备货币多样化，而不是单一绑定美元。比如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就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巨大，要调整外汇储备货币币种在操作上有很大难度，还会在短期内引起汇率市场的波动。 

记者：在这次对话中您也提及，此次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做得好，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在金融危机中受损程度最轻，尤其在全球经济体中，中国复苏最快。您认为中国经济能独善其身吗？ 

斯蒂格利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呢？我们需要重新来审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做得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过度金融创新导致的。金融创新让金融体系改变了杠杆的注意力，改变了承担风险的集中点，但改变杠杆并不能带来什么。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太大的影响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就有很严格的金融监管，比如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曾经历过金融危机，政府因此加强了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中国能在金融危机中最快复苏，一是中国采取的刺激政策用在刀刃上，另一个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暴露在危机下，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有严格的监管，因此能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杨青）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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