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最早的“中国”

那么，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国”到底在何处？翻开典籍，“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当中：“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意思是说，在帝尧去世之后，舜到中国这个地方继承了天子的位置，从此被称为帝舜。裴骃在《集解》中引刘熙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就是说，在上古时期即有了中国之说。这是当时人们认知的“中国”，而且也证明当时即有了“中国”之说。不过，这个认知在当代人的眼中并不具有确定性和权威性，因为当代人是依据考古发现的成果来进行认知的。
自然，当代人也不完全否认史料的价值，正如杨雪梅女士在其文章里对国家的认定一样，还是钩沉出了史料并古为今用：“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二里头是完备的“中国”

由此再看关于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一立论，就觉得逻辑上未免失之偏颇了。文章从二里头这“成熟的文明”的立论指出，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且不论这“五个‘之最’”准确与否，仅就其所要表明的，显然是“成熟的文明”。这自然与二里头是“最早”的国家之说发生了矛盾。化解这个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调节一下思维，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成熟的文明”的二里头视为“成熟”的“中国”或完备的“中国”即可，而不要委屈它，让明明成熟的它返回了一千岁而穿上幼时的紧身衣。
现在，可能有人要问，你否认二里头这“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最早的“中国”，难道还有比之更早的“都城遗址”、更早的“中国”？是的，这正是我们要解开的“千古之谜”。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源头

申维辰先生刊发于2004年3月25日《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陶寺城址考古》指出：“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由此可以看出，陶寺既是“都城遗址”，也有“大型宫殿群”，只是没有成熟到二里头那样缜密的网格式王都布局模式和宫城模式。
其实，我们不必舍近求远，杨雪梅女士文章中提供的考古资料便可以说明陶寺考古发现。文章引用说：“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这里已经肯定了阶级分化，而阶级的出现就是形成国家的开端。作者还嫌这样的说法有些隐晦，干脆直接又说：“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可以看出，作者直接点出了“早期国家”，而且标明是“率先出现了”，遗憾的是却又说是“可能”。如果说，面对无法证实的史料认为是“可能”，那是应该的，可是为什么面对考古实证还要说“可能”呢？这个“可能”完全可以省略。问题就出在若是省略了这个“可能”，那就不存在“二里头：最早的‘中国’”的可能了。
据此，就让人觉得这“二里头：最早的‘中国’”的立论就站不住脚了：一个完全成熟的“中国”，被冠之于早期的“中国”，这实在轻慢了二里头。客观公正的态度是还原二里头成熟“中国”的地位，让其前的陶寺遗址来担当这初期的“中国”，或者说是最早的“中国”。而且，这正是苏秉琦先生指出的“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的地方，这里才是“中国”的源头。
这样就会发现，原来“中国”的形成不是那么迟缓，不是在二里头标示的夏代晚期才姗姗来迟，而是在陶寺遗址标示的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看来客观公正的评价考古发现，乃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作者系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合心）

来源：临汾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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