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山西·临汾帝尧古都文化旅游节重要内容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于4月15日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全国知名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尧文化展开学术研讨和交流，由此揭开了尧文化研究和开发的新篇章。

    记者 卢凯    

    最早发掘者的“朝圣”之旅

    “作为一名将毕生精力献给考古事业的科学工作者，我对陶寺文化情有独钟。”4月15日，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在我市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健民时隔30多年后再次回到临汾，临汾的巨变让他感慨万千，而最让他感到欣慰的当属陶寺遗址经过两个阶段的挖掘，终于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这里就是最早“中国”。

    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拉开帷幕，年仅33岁的李健民作为考古队队员，跟随领队高天麟一起开始了艰辛、曲折的发掘工作，一直到1984年第一阶段发掘工作结束后才离开。3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年轻小伙子摇身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者，从得到参会消息的那一刻开始，李健民的心就飞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陶寺，甚至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谈论起    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这位70岁高龄的老人却活跃得像个小孩子。

    “我先后参与了墓地和居住地的发掘过程，但初始所见皆为小型墓，随葬品很少，主要为玉石质的钺、璧、环、琮等，未见陶器。”时隔30余年，发掘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李健民仍记忆犹新，“1980年，墓地的发掘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随葬大量彩绘漆木器和彩陶器的大型墓葬，以及随葬漆木器和陶器的中型墓葬陆续被发现，特别是其后铜铃和朱书文字扁壶的出土，更是锦上添花。”李健民笑着说，在此之前，人们能解读而且成为今天汉字祖源的甲骨文，距今不过三千多年，而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这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这趟来临汾参加研讨会，对我而言，是回‘娘家’，更是前往最早‘中国’朝圣。”近年来，我市在尧文化研究、宣传和开发、利用上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成立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办起《尧文化》会刊，开办同名网站，撰写出版了大批尧文化专著，推出大型音乐舞蹈史剧《尧颂》，举办“尧文化高层论坛”，都得到李健民的充分肯定。同时，他建议临汾市建立“尧都文化博物馆”，全面展示丰富多彩的陶寺文化珍贵文物标本，并予以详细解读。

    “社科院考古所与地方合作建立博物馆有成功的先例。”李健民介绍说，考古所安阳队与安阳市联合建立殷墟博物馆，并在申办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发挥出重大作用，临汾如若建立这样的博物馆必将成为昭示中华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的朝圣之地，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挥杰出作用。

    二代发掘者的成果展示

    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的发掘工作于1984年结束，在暂停10余年后，于1999年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发掘，梁星彭与何弩任队长，梁星彭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何弩则发现了震惊学术界的古观象台。

    “最早的中国在陶寺”，这一被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弩反复强调的观点，终于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有了支撑的有力证据，他介绍说，探索一个社会是不是早期国家，首先从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中心——都城入手。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而随后的考古发现，从城墙到墓葬，从宫殿到仓城，再到观象台，无可辩驳地证明，最早的“中国”已经形成，文明社会出现了。它比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夏代晚期要早1000多年。

    “‘中国’一次最早的文字记录是《何尊》中的‘宅兹中国’，可确凿证明‘中国’这一概念与称谓最晚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何弩介绍，在发掘陶寺遗址以前，只有一个中原的概念，人们认为在中原地区的国家就是中国，而观象台和圭尺的发现，为陶寺遗址是最早“中国”提供了物证。何弩进一步解释说，观象授时祭坛的存在，意味着历法作为王权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标志着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而圭尺从物证角度说明，最初“中国”的含义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一系列的挖掘成果显示，陶寺就是最初“中国”，以陶寺邦国为代表的最初“中国”不是奴隶制社会，是贵族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构成的国家社会。

    “临汾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陶寺就是最早的‘中国’。”何弩认为，陶寺遗址的两个发掘阶段证明，尧都平阳已经走出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信史。

    记者 卢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