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包干”是对承包耕地经营权流转的概括，“再包干”是“大包干”的继承和发展，推进“大包干”向“再包干”的跨越，在我国具有必然性。

实行“再包干”应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创新：推进耕地使用权的资本化；推进农民的转移与转型；推进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

一、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演变趋势的研判

关于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演变趋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经作出了科学的判断。这个科学判断可以概括为“一个不变，两个转变，三个新型主体”。

所谓“一个不变”，就是《决定》明确指出的“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所谓“两个转变”，就是两个方面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家庭经营要向采取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所谓“三个新型主体”，就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可以说，《决定》提出的“一个不变、两个转变、三个新型主体”，指明了我国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改革的演变趋势。

一个不变、两个转变、三个新型主体，既坚持了“分”，又创新了“统”。“分”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在对农地使用权确认的基础上，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又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统”是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赋予村委会和农民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在农地使用和经营上的机动权，从而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这样，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新潮流，就是在巩固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承包耕地经营权的流转会普遍出现。在这种形势下，“大包干”的局限性就很明显，“再包干”则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稳定和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大包干”向“再包干”的新发展，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时代新任务。

“再包干”是对承包耕地经营权流转的概括，也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缘起于“大包干”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一些青壮年农民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发达城市打工，将自己的承包耕地转让、转包或出租出去，农村出现了初级形式的承包耕地经营权流转，这就是最初的“再包干”。后来，由于进城打工农民越来越多，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的村委会便介入其中，组织、协调、规范土地流转，出现了土地流转经营合作社和以土地入股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托田所”等多种土地经营主体，土地流转进入了组织化、规模化、长期化的新阶段，对承包耕地经营权的“再包干”也就越来越普遍。如果说“大包干”确立了农民对承包耕地的使用权，那么，“再包干”则进一步搞活了农民对承包耕地的经营权，是经营权的再次优化配置，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达到了耕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再包干”与“大包干”在基本制度上具有共同点，即都坚持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包干主体都是农户家庭，包干目的都是为了农民利益。不过，“大包干”反映的是耕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农户家庭的统一，“再包干”反映的是耕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农户家庭的分离。“两权分离”是重大突破和全新发展。因此，“再包干”与“大包干”相比又有五个不同点：

第一，包干对象不同。“大包干”的承包对象是粮食产量，因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联系产量的；“再包干”的承包对象是耕地，是在耕地集体所有权、家庭使用权不变的基础上，承包耕地经营权的让渡。这是一种提升，是质的发展。

第二，包干载体不同。“大包干”的双方载体是村委会和农户； “再包干”的双方载体是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公司、股份合作社等），农户向新型经营主体让渡了耕地经营权，新型经营主体获得了耕地经营权。

第三，包干体制不同。“大包干”的包干体制是政府指导下的行政分配体制，由村委会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再包干”的包干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按照价值规律签订相关契约，明确双方的责、权、利。

第四，包干机制不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但“大包干”只有“分”，未能“统”，没有实现“统分结合”；“再包干”既有“统”的对象，又坚持了“分”的基础，能真正构建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

第五，包干效果不同。“大包干”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只能提高粮食产量，而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再包干”实现了耕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民可以获得双重收入：一是从耕地经营权的出让中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二是通过进城打工、从事其他行业或受雇于新型经营主体而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可以说，“大包干”的效果只是一般性的增产，而“再包干”的效果则是农民能较大幅度的增收。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再包干”是“大包干”的继承和发展，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一个不变、两个转变、三个新型主体”的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的改革趋势完全吻合，推进“大包干”向“再包干”的跨越，在我国具有必然性。

在“大包干”的基础上实行“再包干”，当前应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创新：

１．推进耕地使用权的资本化。

改革农村经营体制机制，对耕地既不能国有化，更不能私有化，可行的办法是，先在有条件的地方实现农民承包耕地的资本化。实际上，土地要素是有资本功能的，农户在“大包干”中获得了耕地使用权，按照《物权法》的规定，这种使用权就是一种“用物权”，是可以资本化的，而“再包干”正是通过耕地使用权这种“用物权”，在耕地流转中实现承包耕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创新，但在农村，资本化的程度还很低，如据对安徽省的统计，仅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５．５％。当然，耕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是有条件的，不宜盲目推开，但准确把握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的改革趋势，创造耕地流转的实现条件，推进耕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应成为当下我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创新的重点。

２．推进农民的转移与转型。

农民在中国既是身份概念，又是职业概念，农民的转移是身份的改变，最终成为市民；农民的转型是职业的变化，最终成为职业农民或农业产业工人，或者说是“新型农民”。“再包干”的发展需要推进农民的转移和转型，才可能推进耕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农民的转移主要是推进农户的转移，即单个进城打工农民将家庭成员带进城市，由个人的“市民化”实现全家的彻底“市民化”。目前，全国已有２０％左右的进城农民携全家进城，实现了家庭的城市化，但他们的承包耕地并没有完全被“再包干”，造成了很大浪费，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需要帮助其“再包干”。

农民的转型是推进仍留在农村的农民向职业化的转型，成为“职业农民”，这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能力“再包干”其他农户承包耕地的农民，将成为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主，他们人数较少，但却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坚；二是承包耕地被“再包干”的农民，他们将耕地让渡出去，又会受雇于当地的新型经营主体，成为新型的农业产业工人，他们人数较多，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大军。这是“再包干”推动的农民职业的分化，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３．推进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

现代农业不一定都是土地经营规模化，最重要的是对农业服务的规模化。农业服务业是一个大产业，可以吸纳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比如在美国，职业农民与农业服务部门的就业比，大体是１∶５。在我国，由于“大包干”局限性，农业服务的需求很小，“再包干”对农业服务会有大量的需求。发展农业服务业应依靠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农民协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都可以组织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合作社或农民协会。但是，当前我国的农业服务业规模小、发展慢，必须大力发展，为“再包干”创造服务上的支撑条件。（中国经济时报 安徽省社科联副主席，安徽省政协常委 程必定）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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