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

报社一些年轻同事问我能否总结一些“采访的艺术”，传授一些“如何提问”的经验?

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逃离克隆岛》，里面的主角克隆人林肯·6E被称为“爱提问先生”，爱提问是他的天性，因为提问意味着在思考，思想是人类的全部尊严，而(克隆的)机器可以做到人类做的一切，除了提问。“提问”如此重要，但面对不同的新闻选题，不同的采访对象，不同的情境状态，不同的记者去提问，情况千差万别，只能提供一些“私人经验”。

采访的核心在提问，提问的首要在好奇。

2012年，《商业周刊》中文版第17期的封面专题就是《采访的艺术》 ，当时新京报总编辑王跃春看到后，自费购了几十册送给采编同事。杂志封面如是解释：“用饱含智慧和触及灵魂的对话，对抗140字的碎片世界。记者要做他们最擅行的事情：让陌生人敞开心扉。”总结得很到位。我认为，“让陌生人敞开心扉”，做得最好的是著名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这在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说是提问成就了法拉奇，成就了阮次山，成就了柴静，成就了杨澜等名记者。

采访的核心在提问，提问的关键在勇气。

2014年春节前后，我受邀为新京报小记者训练营的学员授课。课堂上，我提到了几个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这些问题是否该提问?不少学生都回答说不能提问，理由是“很敏感”。事实上，这是法拉奇专访邓小平时的提问，都曾公开发表，并被收进《邓小平文选》。或许这是法拉奇与普通记者的区别所在。作为一次成功的采访，除了邓小平的胆识与智慧，首先是记者能否有勇气提出这些问题，如果法拉奇也感到“敏感”，此次采访必然会逊色很多。

采访的核心在提问，提问的重点在方法。

2003年，时任时代公司总编辑的诺曼·珀尔斯廷说，当我还是一个记者新丁的时候，编辑就告诉我：“蠢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没问的那个。”

不管是个人的职业训练，还是采访过程，我更侧重作为“方法”的提问。我在去年的专栏文章《自我训练：职业素养的成长路径》中有过介绍，我的“自我训练”的方法之一，是大学时代，每到周三晚上，跑到图书馆，浏览近一周的报纸杂志，然后坐下来，摊开一张A4纸，预测周四见报的《南方周末》的内容。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假如我是总编辑，该如何安排本期报纸各个叠次的选题，头版头条做什么题目等。假如我是部门主管，本周哪些领域的事件需要关注，比如时局、经济、副刊、评论等，安排哪个记者去采访更合适等。假如我是记者，会如何思考这个选题，该到哪些地方，采访哪些对象，如何谋篇布局等。

在方法论层面，我比较推崇美国学者达莱尔·哈夫在《统计数字会撒谎》中的方法。他提出了防止“数字撒谎”的“五个提问”：谁说的——他是如何知道的——是否遗漏了什么——是否偷换了概念——资料是否有意义。

几年前，易中天曾被卷入“毒舌门”事件，起因就是因为“提问”。他做客某电视台科教频道《非常网络》节目时，不愿配合“愚蠢的问题”，一再拒绝回答问题，还称要办个主持人培训班。现场的两位主持人几度被噎到无语，相当尴尬。节目播出时，编导并没有剪去易中天发飙的段落，“问题很愚蠢”、“领导很弱智”等话都呈现在观众面前，一时间引发众多争议。

可见“提问”本身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技术”。在本质上，好的提问意味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批判之思维。(据《青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