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一个考古发现，最后却演变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闻话题。为什么曹操墓会引起举世关注？有人说这是利益作祟，有人说这是浮躁心态的表现，有人说这是打着考古的名义进行拆迁，有人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文明古国整体的文化焦虑感。

部分学者认为，此次考古发现之所以饱受非议，是因为考古界立功心切，匆忙得出结论。同样令人值得玩味的是，面对考古结论，许多新闻记者不是在记录着什么，而是在渴望着什么；不是在描述着什么，而是在论证着什么。似乎，新闻媒体在报道各方观点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发表意见者的身份，似乎不同身份的人发表的观点分量不同。这种身份社会特有的现象足以说明，许多新闻记者不自觉地掉进了身份社会的历史陷阱。

“目的论”，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不同利益团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发表不同的观点。但是，新闻记者不能自作主张，把自己的内心思考直接表达出来，更不能以“阴谋论”评判社会一切现象。新闻记者表达意见的唯一方式就是忠实地记录。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发表的意见，新闻记者可以在内心作出评判。但是，新闻记者千万不要试图把自己打扮成裁判官，不要一方面批评他人缺乏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却试图依靠自己浅薄的专业技能，对重大考古发现作出判断。

正是新闻媒体的主题先行，让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几乎演变成为社会闹剧。新闻媒体应当引以为戒，今后在报道此类考古发现的时候，尽可能地向公众呈现完整的信息，从而使新闻报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乔新生）（作者系湖北省法学会传播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