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运

今年农历四月廿三是母亲89岁冥寿，我总想为母亲做点什么。思来想去，还是把我记忆中母亲的故事说出来，把我心中母亲的伟大写出来，让子孙后辈们学习传承母亲的坚强、坚贞、坚守、坚持的美德和精神，才是最有意义的。

母亲是一个坚强而有操守的人。从我懂得思考人生到长大成人，邻里长辈、远近亲戚对我念叨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孝敬你妈，你妈这一辈子不容易”。日积月累，岁月更替，慢慢地我理解了妈妈的“不容易”。

说来话长，就在洪洞刚解放时，爸爸因被人诬陷，被迫逃到临汾城敌占区躲避，家里留下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幼小的大哥二哥。爸爸的出逃让家里受到牵连，不明真相的村民与我们划清了界限，知道点儿底细的也不再敢与我们交往，就连亲戚朋友前来走动也受到了限制，走在村中打照面的村民没一个敢跟我们家的人说话，家里的粮食和用具被“斗争”了个精光。妈妈毅然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白天接受审查，晚上回到家安慰无可奈何的爷爷、奶奶，还要照看年幼的二哥。邻里们私下议论，老李家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呀，闹不好就彻底完了。纵然日子过到了这步田地，诬陷父亲的那些人还煽动人逼着妈妈天天游街，甚至歇斯底里地给妈妈脖子上挂上了铃铛，这样的做法在我们村的风俗中是极具侮辱性的。然而这样的日子也走不下去了，农会激进分子又出狠招，逼着妈妈改嫁。一个女人、两位年迈的老人、两个年幼的孩子，如何抗争?妈妈为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再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尊严，选择了装疯卖傻，整天披头散发，站在村口大声说笑。对一个普通女人来说，这得下多大的决心，得有多么宽阔的胸怀!爷爷由于年迈，加之思儿心切，后来患了食道癌，在爸爸出逃回来不久就去世了。爸爸也是我们村的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当即为爷爷写了副挽联，草草安葬了爷爷。随着我长大成熟到婚后生儿育女，才深深感到“你妈这一辈子不容易”这句话的分量，更加坚定了我要一辈子践行“好好孝敬你妈”这句话的决心。

母亲是一个爱劳动、能吃苦、善持家的人。小时候，每年的麦收时节，母亲趁着生产队农活干完的时候，总要带着我和三哥到南边的内鼻、南岭村麦田去拾麦子。每天天不亮，母亲就把我们叫起来，带上一天的干粮，背上几个装满水的葡萄糖瓶子，趟过村南小河，爬上陡峭的山坡，徒步走完几里有时是十几里的崎岖山路。到了地里的时候，东边的天际刚蒙蒙发白，地里丢下的麦子隐约可见，我们就开始一步一弯腰地捡麦子，几个小时后腰疼胳膊酸，坐到地上就不愿再起来，这都还不是最难熬的。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那个热、那种渴真是刻骨铭心。幼稚的我心里暗暗抱怨，干嘛要遭这份罪?母亲总能看透我的心思，几句话就能让我焕发出活力，重新打起精神来。母亲对纺纱、织布、裁剪样样精通，在我的印象中，姐姐家的衣服几乎都出自妈妈之手。母亲做的饭尤其好吃，同样都是粗粮，却总能精工细作，超人一筹。有一个下乡工作队曾在我家吃派饭，母亲用棒子面和红薯做了一桌子饭菜，那个工作队对我爸爸说，你家这饭虽都是粗粮，但确实好吃，样数多得都不知道该吃哪样了。为了缓解经济上的拮据，母亲学着炸麻花，晚上炸好白天让二姐到集上卖。她还学会了自己育红薯秧，甚至还用自家的红枣做果糖皮，每年喂出的几头膘猪总能比别人家的早出槽。母亲种棉花也是一把好手，大概是1981年，母亲承包了队里的地种棉花。那真是个又苦又累、要赶节令还要懂技术的农活，下完种盼着出苗，可老天偏偏不下雨，出苗率很低，母亲就搞移栽，大姐担水帮忙。之后就是锄地、抹毛腿、打顶子、打强芽、捉虫子等等农活一样也不能落下。母亲料理的棉花地在队里那是数得着的，除完成生产队的产量外，自家还剩了不少。妈妈对此也很自信，常常自乐道：“咱的孩子咱的棉花，十人见了九人夸，一人没夸睁眼瞎。”看着丰收的棉花，母亲虽然嘴上乐，但我知道她心里苦、心里累——因为家里还有卧病在床好几年的老父需要照顾啊。

母亲虽然不识几个字，却很有远见。她为了我们能顺利上学，每年冬天农闲时，白天纺线，晚上点着煤油灯织布，偶尔串个门手上还拿着线架缠线。为了赶活，几乎天天熬夜，日积月累，双眼患疾，形成了白内障，一只几乎失明。虽说当时的经济条件相对好了一些，但医疗条件还不行，再加之身处山区，不了解医疗信息，不知这病该怎么治。更主要的是母亲坚持不让看，她一再说，看不见就看不见吧，不疼不痒的，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就够用了。长大后我才明白，是母亲舍不得花钱，在她的心中有更大的目标，要在有生之年建起一座像样的房子。就这样母亲的眼睛手术一拖就是十几年。父亲的身体一直欠佳，后来又患上了脑血栓，开始时，生活还能勉强自理，到后来一天不如一天，连吃饭都要母亲一口一口地喂。母亲既要下地劳动，又要照顾父亲，还要给老母猪割草，一天下来，可谓身心疲惫。1979年高考我落榜了。看着家里的情况，我一头扎进生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准备当一辈子农民。这年深秋的一天，母亲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得上学，不能把你耽误了!”当天下午姨妈来我家走亲戚，母亲就跟她商量，让我跟着在临汾二中教学的姨父去复读。母命难违，我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现在想想，大概她那时就谋算着要创出峪头小山村的一项“大学生”新纪录。

母亲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懂得感恩的人。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洪洞县曲亭中学任教，1985年结婚。婚后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携妻子回家看望她老人家。母亲每次都要跟我们念叨，见了村里的人要主动打招呼，不要高傲。要把公家的事做好，要向你大哥、二哥学习，他们都是在一个地方一干就是几十年，要是干得不好，人家能要他?我还真的在曲亭一呆就是19年。1989年我被评选为山西省优秀教师，还奖励了500元，这一消息告诉母亲后，老人家叮嘱我，好好干，不要骄傲自满。2004年时，母亲已经年近八旬，这年我在洪洞县城买了楼房，三哥家也把自己的房子盖得有模有样，二哥在城里也盖了新房，大哥和大姐二姐家的房子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那年我接老人家到洪洞城小住过几天，老人总说住楼房不习惯，天天吵着要回村里。临回村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咱们家以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连楼房都住上了，可千万不要忘了帮助过咱的人。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是万千普通农村妇女中的一个,但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把善良和美德传给了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