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仰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法与社会现实是脱节的，做得很多事情让人难以理解。

记忆尤为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965年春天，那年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是省直机关干部，行政21级，月薪64元，我们全家的生活就指望着父亲的工资，别无其他收入，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记得是在4月份父亲机关发工资的日子，中午下班后父亲揣着工资回家，在必经之路的路口，有一群乞讨者坐在那里，见到父亲干部模样，便伸出乞讨的饭碗。如果父亲视而不见，脸一扭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可父亲偏偏看着乞讨者可怜，便掏出了工资，一见到钱，一群乞讨者围了过来，待回到家中，工资仅剩下28元。父亲的这点工资，每月全部用于家中，说家里常常断顿儿绝无夸张之意，生活上一直青黄不接。这下可好，由于父亲的善心，我家这月的生活便没了着落。母亲在气恼之余，看着我们几个正在长个子的孩子，无奈之下只得去路边菜场和市郊的菜地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吃，这样，菜的质量虽不好可不用花钱。事已至此还远未结束，捡菜吃没几天，父亲机关的同事及家属看到母亲捡菜，感觉不可思议，将此事传扬开去，母亲捡菜时见到熟人只能避开人家的目光。他们并不知母亲捡菜的真正原因，在背后指指点点，母亲委屈地无处倾诉，只能将泪水咽到肚子里。我们几个孩子天天吃的没有半点油星的煮菜哪里行?供应的粮食又无钱买，顿顿都吃不饱，心中不免对父亲不满。后来，我感觉这件事并未引起父亲的注意和警示，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父亲在精力和智力的分配上是不协调的，有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是用于工作上。对工作过分投入，恨不能一天二十五个小时都用在工作上，星期日我们在家里都难得见到父亲的面，家庭的重担落在母亲肩上，重中之重则是为我们能填饱肚子，无暇顾及我们。于是，我们缺少了其他人小时候常有的循循善诱，缺少了人生道路上启蒙和风土人情的了解、社会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人生过程中的一个断层。我感到父亲就是个工作狂，只有在他工作那一方天地里驰骋，精力智力才能得到超常发挥，也是他最乐意去做的。客观地说，父亲的工作是颇有建树的，在全省第一批获得高级职称的人员中，就有我的父亲。父亲在工作上的精到，其聪明，其付出能及者不多。而在其他方面却很逊色，特别是在人情世故上，显得非常木讷，几乎是一窍不通。人们常说：东方人重人情世故，西方人重律理条规，我父亲这彻头彻尾的中华儿女，头脑里却是西方人的思维。在我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的工作作风在我们几个子女身上毫无悬念地得到了延续。我们在参加工作后，独立工作的能力都很强，也非常卖力，平时工作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人情世故上的能力与工作的能力和父亲如出一辙。如此，还衍生出不少事来，我们不遗余力地工作，却时常遭到同事的猜忌和误解，认为我们这样工作是表现自己，出风头，试图通过此来出人头地，或者有别的什么目的，常常被同事视为是一种威胁。说起来真是天大的冤枉，其实，这样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惯性，或者说是一种遗传，并无任何目的。要经过很长时间接触，真正地了解后，才能消除同事们的这种误解。我们兄妹几个在一起的时候曾议论过此事，都曾多次遇到这一情况，感觉我们不谙世事，不懂得潜规则，对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是人生道路上的生瓜蛋子。不知父亲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猜想肯定遇到过。我们还有个共同的感悟：如今对人的要求已经多元化，工作不再是周围人认可你的唯一标准，认为工作做得好就代表一切都好，那就是自己把尺码弄错了。

1970年秋，我们全家插队到某地的深山边缘。插队的第二年初，父亲抽到距村十几华里的公社帮助工作，每天下班后返村，正好在那个时间点，能遇到各村上山砍柴返回的平车，要走一段缓缓的上坡路，这段路约有三华里多，一个人拉满载柴火的车绝对拉不动，两个人也相当费力，父亲只要遇到需要帮忙的车，便会前去助力，一直推到上了坡。一开始，人们很感谢父亲这个与众不同的公社干部帮忙，可到后来，便习以为常，而我父亲很机械地遇车就帮，天天如此。可好事做多了，未见得人们都觉得你好。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从三十里外的中学回家的路上，恰遇到一辆拉柴车的二人在父亲帮忙走后说父亲的风凉话，这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认为父亲没有心机，一直把握不好事情的度，做了好事都落不下好，不懂人情世故的冷暖。联想到父亲作为干部，为人处世一根筋，没有半点城府，从来都不知道端点架子，什么时候都是一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样子，心中越发窝火。到家便怒气冲冲说父亲再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帮了忙反遭人嘲笑。而父亲却不听劝阻，照帮不误，有的时候遇到车多反复几次帮忙。那年我18岁，步入成年，从这件事情和许多没有列举出来的事情中，心中对父亲越发不满。

之后，无论是插队四年之后返回原机关工作，还是退休后的多年中，父亲一如既往地做着落不下好的好事、闲事，这种秉性始终没有改变，而我对父亲的不满也一直在延续。

今年三月底，父亲这盏点燃了九十年的灯熄灭了。我多年来一直固执的对父亲的看法在追悼会之前突然发生逆转。那天，我发现来参加追悼会的人比预计的多了很多，父亲的许多老同事以及我们家一些多年都很少联系的远亲，还有不少我们不认识的人，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得知父亲过世的消息，他们来了，为父亲送最后一程。他们在长期的共事和接触中，了解并认可了父亲。这情景一下子震撼了我，我长久对父亲的看法顷刻瓦解了。之后，我一直在反思自己：我曾经对父亲的不满，是站在家庭小利益的立场上，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上的，是狭义的偏见。而父亲的许多作为，是觉得人家需要帮助，根本就没打算要落好，他是站在为社会大家庭、为他人的立场上的，因而赢得众人的尊敬。有如此多的人为他送行，成为他一生为人的最好诠释。换一个角度回顾父亲这一生，他从来无心于繁杂的世俗之事，从未被世事所累，心底宽敞而生活简单，这便是一种超脱，这种超脱应该说就是父亲的境界。这些年来，我没有父亲精神上的那种宽度和高度，一直不能理解父亲。在追悼会上，我望着父亲的遗像，泪眼模糊，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狭小、浮浅。我后悔的是，父亲已经不会知道我读懂了他，理解了他。清明时节，对着父母的墓碑，我磕了三个响头，与前两天的磕头不同的是，多了几分对父母的愧疚，更加饱含了我对父母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