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老家大部分村子都有一座戏台，结构不一，有木制的、砖混的、还有钢筋水泥的。规模有大有小，年代有长有短，风格各式各样。个别古老的，还有木雕、砖雕、石雕，甚至还有壁画和人物雕塑。除了演戏外，还有祭祀、集会的功能，是人们文化活动的殿堂。它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建筑艺术水平。

我们村的戏台在村西北角的庙内，说是庙，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是个庙底子。戏台不大，坐南面北，四周是砖墙，木结构封顶，年代可能不会太长。戏台正对的是一排土坯房，多一半是学校，少一半是大队部，大家对这里叫法不同，称台子、庙里、学堂、大队部，实际上都是一个地方，既是全村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大家休闲娱乐的场所。围绕着戏台发生过一系列的故事，见证了一段历史。

儿时的记忆中，戏台是神秘又神圣的地方。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前后，都会请剧团在此演戏，一是祭拜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二是活跃文化生活，传承历史故事，教育警示后人。剧种主要是蒲剧，基本上都是晋南地区各县的剧团，每次一般演出四、五天，每天两场，白天、晚上各一场，几乎都是传统戏。我奶奶和爷爷是忠实的戏迷，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票友。每当戏台演戏，就提前几天捎信给所有的亲戚，然后在戏台前占座位，有时放上几个凳子，有时放上一根粗木料或几块石头。全村人都在忙碌着，像过节一样。孩子们见村里、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心里格外激动，顾不上回家吃饭，围着戏台玩耍。当时没有电，村里人用煤油灯，晚上活动用马灯，只有学校老师才有罩子灯，对汽灯很好奇，孩子们围着一圈看如何点汽灯，只见剧团师傅先给汽灯打气，再点火，用一个专用工具拨灯网，汽灯由暗变明，由明变亮，不大一会儿，三、四盏汽灯全都点亮，一盏供演员化妆，两盏挂在戏台台口，顿时戏台大院一片雪亮，孩子们嘘声一片，加之剧团打击乐队轮番表演，整个戏台和周围热闹非凡。一群孩子时不时挤到戏台的后边看演员化妆，或扒上台前拽开幕布看里面有什么，跑前跑后，互相嬉闹。戏台对面参差不齐摆着小吃摊，有羊汤、油茶、醪糟、火烧、糖葫芦，还有干果、水果。小孩子们拽着大人的手争闹着要享受美食。等到戏开演不多一会儿，孩子们就在大人怀里睡着了，不知道演的什么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的。只是红火喧闹的演戏场景成为儿时情趣的美好回忆。

文化革命开始后，古装戏不演了，剧团解散了，戏台一度成了会场。平时人们向往的戏台只剩下开会口号，到戏台的人少了，戏台也冷清了。

七十年代，八大样板戏风靡全国，各村排演样板戏一度很热，我们村也组织排演《红灯记》。当时，村里条件有限，戏装、道具、乐器什么都没有，村干部就动员全村父老乡亲想办法，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东西出东西，实在找不到的就到其他村和亲戚朋友家去借。最可笑的是村里的年轻人不会演戏，看了样板戏后都想演坏人，反面角色，不想演好人，正面角色。因为演反面角色穿的衣服好，待遇高。演正面角色穿的不好，唱词多，太受罪。特别是“叛徒王连举”年轻、精干、穿得好，还有枪，大家都争着要演。村干部做工作说，演好人是正面人物，成份要好;演坏人，不说成份，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吭气了。“鸠山”是日本头子，呢子服装是借的，皮靴子借不到，就用高筒雨鞋来顶替，还要带一副眼镜，没有，就找来一副老花镜的镜框戴上。演李玉和的演员年龄大点，词太多记不住，专门安排一个人在幕布后面递词。演过戏的分配个角色，没演过的就让演日本兵和群众，反正群众演员人数也没有规定，多一个少一个都可以。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一台农村版的现代戏《红灯记》草草出台了。演出的当天，全村老少都早早的来到戏台前，不是去看戏，而是看家里人在台上是个什么样子，老人看儿子，丈夫看媳妇，大的看小的，男的看女的，都不去注意戏的内容，只边看边讨论谁演的像，谁出了洋相。虽然条件很差，水平有限，大家还是满高兴的。能看出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对文化艺术的本能追求和渴望。

随着时间的飞逝和年龄的增长，现在一回到村里，总想到戏台前转一转，回味一下记忆中儿时的美好时光，这也许是年龄大的缘故吧。今非昔比，学校早就搬出庙去，在村东门外修的很漂亮，大队部(村委会)也重新修建在原来的泊池边，有党员活动中心和村民娱乐中心，大门前还有文化广场，配有体育健身器材。但庙里的大院却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失去了以往的喧哗，那座历经风霜的戏台仍然孤独的守望在那里，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辉煌。     原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