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年”的向往真是有太多的理由，不说新衣服、好吃的，单是那两挂小鞭炮就能把人撩得恨不得马上就过年。

可是，孩子们再急，“时间公公”却不急，它永远是慢条斯理地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给大人们一个充分的准备时间，让他们买年画、蒸年馍、炸麻花、打点心、扫屋子、贴春联……

可在我的记忆里，“时间公公”分给母亲的时间却永远不够，她总是说：

“看，咱还有天吗?今天都腊月廿二啦，明天就过小年哩，咱啥都没整哩，可不敢含糊了!”

父亲是个乐天派，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说：“咋，它还能把咱隔到年这边?”

父亲和母亲总是有抬不完的杠。比如，母亲说，今年过年抽“三环”烟(每盒五分钱)就行吧?父亲就会说，那哪能拿出手?最次也得“三门峡”(每盒五毛);比如，母亲说，今年钱紧，割十斤肉就行了，而父亲却说，嗨，穷一年不能穷一节，多割点，让娃们吃个够。他知道母亲这时候总是让着他——母亲迷信，认为腊月里不能抬杠，更不能吵架，否则就会冲了来年的好运——所以他总是趁这个时候把一年里受的“窝囊气”彻底地出一出。

还有，母亲最忌讳腊月里打碎东西啦，而事实上却是腊月里最容易打碎东西了。因为腊月里要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拿出来擦洗，一不小心就打碎一样东西。这时，母亲便会一脸的不高兴，可又不能责备任何人，所以腊月便是母亲最受屈的日子。

“年画不能随便看，一看就不新了。”这是母亲的话。那年家里买的是两张《红灯记》剧照，每张上面有八幅图片。里面李玉和手持红灯的剧照，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我偷偷拿出看了好多回，母亲都没发现。我看也没把年画弄脏，年还是照样过来了。

小时候的麻花总是那样好吃，可大人们炸麻花总爱放到晚上，不过这也剥夺不了咱吃麻花的优先权，常常是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让吃刚刚炸好的麻花。

贴春联是腊月三十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在扫完院子后的一项工作——这也是母亲的规矩。除夕放炮永远是我的“专利”，可母亲总是嫌我起得迟，老是说：“咋着里!这饺子都下锅了，还不接神哩?”

吃罢饺子便是拜年。一大群小孩，走了你家上我家，到哪家都能得到两毛压岁钱。而我们都喜欢到我大姨家，因为在她家永远可以得到嘎巴响的崭新的钱——姨夫当时是供销社主任，他能换下新钱。

正月十五的火锅是最诱人的，尤其是火锅上平铺的那层“吱吱”响的肥膘子是再好吃不过的了。

正月二十摊春卷。母亲摊的春卷好看又好吃。说它好看，是因为母亲是个细心人，她摊的春卷总是一样大小，放在盘子里就像艺术品;说它好吃，是因为母亲的厨艺高超，在村里没人能比得上。可以说，母亲的春卷是色香味俱佳。就是现在，每到正月二十，我们都得早一点回家，拿母亲给我们准备好的春卷。兄妹三人一人一份，迟了的话，父亲就会骑上自行车，一拐一拐地给我们送到家。

等自己成了家，住到城里，过年就纯粹是自己的事情了。记得有一年由于生意太忙，顾不得过年，除夕12点了还没贴上春联，而人已经累得爬不起来了。所以后来就吸取这个教训，年三十第一件事便是贴春联，门外春联一贴，就“允许”过年了，即便门外春联艳艳，门内狼藉一片也不会有人笑话的。

过年，是大家每年都要“例行”的一件“公事”，是人们永远都谈不完的一个话题。大人们为过年而忙碌，孩子们因过年而长大，人们对年的兴趣没因它周而复始而淡化，而是一年比一年火、一年比一年浓。这大概是人们都不愿错过上苍赐予他们每个人的金色华年的缘故吧。             薛吾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