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王红江

　　母亲是我的养母。那年深秋，风号叶飘，满目萧败。母亲兴高采烈地从八里外的邻村抱回了九个月大的我。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昏暗小窑里，几个忙碌的身影在婴儿的啼哭声中穿梭。

　　二姨后来跟我说，我刚抱回来时黑干精瘦，头发涩黄，啼哭不止。母亲视为至宝，喂饭喂水。我哭累了睡着时，偎在旁边的母亲怕惊醒我，一个姿势能保持几个小时不动，有时她披在身上的衣服滑落了，宁肯冻着也不让别人再往身上披。

　　那一年，不会生育的母亲30岁。为了给我祈福，母亲给我起了“天狗”这个乳名。

　　我的家乡是一个地贫人稀的小自然村，村南村北一公里开外各有一条沟壑自东向西呈八字型曲曲折折顺势伸延。这是母亲土生土长的地方，母亲像苦菜花一样在这里苦了一辈子。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我的乐园，我在他们的呵护与守望中，幸福地长大了。

　　在母亲20岁时，姥爷着手在居住的窑洞旁再挖一眼土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也是最主要的劳力。新窑行将竣工前的一天，母亲照例担着两个荆条编制的大筐子，一趟一趟地从窑洞里住外运土。灾难在母亲担着土筐走到窑口的那一刻发生了，厚重的窑顶齐整整地坍塌下来——姥爷去世了，母亲肩膀以下部位被结结实实地埋在土里……

　　母亲是个性格要强的女人。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她愈加辛劳，长期的田间劳作和家务操劳，导致她身体消瘦，皮肤糙裂，背部稍驼。而童年的我则时常爬在她的背上或骑在她的肩上。

　　“天狗，天狗——”母亲叫我时，“天”字短而轻，“狗”字腔调却拖得很长，再加上浓重的地方后缀口音“能”，听起来则是“狗——能，狗——能”。我小时候贪玩，满坡满野乱窜，叫我回家吃饭的母亲总是扯着嗓音，拖着长调，各处寻找。这曾经让我很难堪，因为母亲如此张扬的唤儿声成为小伙伴们嬉闹时拿我开涮的好佐料。我时常赌气不理母亲，全然不顾母亲随父亲下地归来再去做饭的那一身疲惫。

　　对大多数父母来说，儿子的逐渐长大是自己负担的增加，上学、建房、娶媳妇，像三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我的父母也不例外。12岁那年，父母决定建三孔新砖窑，以备我将来娶媳妇之用。父亲找人用木板制作了一个砖模子，利用农闲，与母亲争分夺秒地奋战在村西的砖窑上。夏天，他们上山采砂，埂边采土，和泥，扣砖，晒砖坯，冬天他们装窑，请人烧窑，拉水浸窑，出窑。那段时间，我很少能在放学回家时见到父母。放学回家，火炉边煨着母亲专为我做的也是我最爱吃的一小锅荷包蛋酸汤面。而他们自己吃的则通常是早上做好的米汤和窝头。两年后，父母用自己做的砖建起了三孔新砖窑。完工那天，母亲很高兴。

　　求学的经历，是一个与父母渐行渐远的过程。我像一个逐渐成熟的小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学费和生活开支仍然重重地压在并无多少收入来源的父母身上。自打我上镇中学以后，父亲每年都要外出打工，家里的农活就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这使母亲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好。她一直很瘦，背驼得愈加厉害，像一头迟暮的老牛，吃力地拉着越来越重的犁。但母亲的守望还在。在镇里和县城上学期间，每逢周六放假，我骑着自行车快到村子时，都能看见母亲站在窑顶顺着公路眺望。在省城上学时，和父母见面更少了，母亲的关心和守望就维系在那一纸家书上，虽然信封上是我的学名，但拆开信后第一声称呼还是“天狗”。

　　结婚那天，母亲心里乐开了花，忙前忙后，招呼亲友，张着只剩几颗牙的嘴笑个不停，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来，还不时地用她那关节隆起略带弯曲的手指摸一把花白的头发。

　　如果就这样下去，母亲晚年的幸福也许多多少少能慰藉一下她大半辈子的磨难，但这仅有的愿望还是让病魔给吞噬了。2010年开春，也许真有预感，已经虚弱不堪的母亲执意回到村里。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父亲打来电话，我心急火燎地往回赶。到家时天已乌黑，屋子里满是亲戚邻居，躺在炕上的母亲面色灰白，气若游丝。三叔说：“嫂，认识这是谁吗?”母亲艰难地睁开眼睛，吃力地吐出两个字“狗能”。母亲就这样走了，她的天狗还没来得及回应她最后一声呼唤。

　　母亲抱养我时，是临近寒冬的深秋，离开我时，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她用她那瘦弱的身躯为我抵挡了严寒风雪的侵袭，却没能与我一起享受春和景明的欢喜。我怀念我的母亲，怀念她叫我的那一声“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