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家国情怀

□ 王三星

　　母亲离开我们13年了。她的离世，像秋夜最后一盏灯熄灭，留下无尽的思念与回忆。

　　母亲17岁时与父亲成婚，生下我们姊妹七人。家里人口多干活的少。父亲种几亩薄地仍维持不了生计，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为了撑起这个家，白天下地帮父亲干活，晚上织布纺线做针线。我们常常睡了一觉醒来，仍然看见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干活，那豆大的火苗轻轻摇曳，在土墙上投下母亲佝偻的身影。那盏油灯宛如母亲生命中忠实的伴侣。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像春蚕吐丝般不知疲倦地穿梭在针线间，将生活的艰辛密密缝进粗布衣衫。

　　母亲有一颗慈善的心。尽管家里贫穷，仍然乐于助人。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自然灾害，家家生活困难。邻居一五保户断了顿，母亲顿生怜悯之心，便把家里仅有的几斤粗面送去。老人握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好人啊!你可救了我的命呀!”。还有一位智障老人，缺吃少穿，母亲把洗干净的旧衣服、鞋袜送到她家里。她孩子见了母亲就叫“善奶奶”。由此，我家被村里誉为“友善之家”“文明之家”。“勤劳俭朴、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好家风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母亲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思想进步，怀有一颗浓浓的爱国心。

　　1942年，日寇窜到河西一带，踏碎了山村的宁静。为躲避日军暴行，我们一家人像飘零的落叶，逃到土门坟上村亲戚家。为防日伪军骚扰，村里成立了一个“妇女防护团”，因为母亲能说会干，便推举为防护团白班负责人。母亲像一株傲雪红梅，每天到村口站岗放哨，带领着青年妇女挺立在刺骨寒风中。为防奸细，凡过路人都要进行盘查，有无路条。从哪里来?到那里去?闲暇时，母亲编了一些抗日民谣教给妇女们唱：“敌区人民苦，一县三政府(指抗日民主政府、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你要粮，他要人，人民受了苦。”“天明五点钟，太阳往上升，妇女们去放哨，盘查过路人。从吉县，到临汾，八路军下山杀敌人。”“小奴家，做鞋袜，送给哥哥把敌杀。”“青青的水，蓝蓝的天，咱们的队伍上了前线。纪律严，不扰民，和咱百姓一条心。打鬼子，杀敌人，这就是咱们的八路军。”……这些歌谣极大地激励起村民的抗日热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里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日寇在河西一带祸害了三年，直至1945年8月撤出。日本投降后，我们从坟上村搬回自己家中。

　　母亲虽是贫穷家出身，但知理明义。她常对我们说：“咱小家小舍过光景，得靠政府，靠公家，小家才能安宁。”

　　1948年，解放军攻打临汾城时，有一部分后援部队要在村里驻扎，母亲把南厦打扫干净，让给了部队，每天为战士们煮水、扫地、洗衣服。攻城最艰难的时候，听说解放军挖地道缺门板，母亲毫不犹豫把家里的门卸了一扇送到村公所。

　　1952年，抗美援朝时，为支援赴朝战士，母亲把土豆、红薯、萝卜切成片晒干，交到村公所。跑东家，走西家，动员妇女们纳鞋底、做鞋袜，送给亲人志愿军。母亲因此被评为村里支前模范。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汾河滩开荒种稻。村干部领上部队挨家挨户号房子。本来我家住房紧张，但看到村干部为难的样子，母亲主动找到村干部，把我们姊妹住的南房腾了出来，让给了战士住，我们一家六口挤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土炕上。自从战士们住进来，母亲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早早起来帮战士们烧好开水灌满暖壶送过去。晚上，煮上一大锅热水供战士们洗脚解乏。有个小战士病了，母亲请来了医生，为小战士熬药送汤。战士们被母亲一颗炽热的拥军情怀所感动。每天为我家挑水劈柴扫院，充分体现了“军民一家亲”的浓浓鱼水情。部队开拔时，母亲送到村口，战士们一个个握住母亲的手哽咽着说：“老妈妈，我们谢谢您了，祝您老人家长寿!”并赠送了一面写有“拥军的好妈妈，战士的热心人”的锦旗。此后，多次收到战士们的来信和包裹，表达对母亲的思念和暖暖的问候。如时任副班长的杨方辉，1964年10月25日来信说：“敬爱的大爷大妈，我们二班全体战士住你家时，大爷大妈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每天烧水给我们喝，偷偷给我们洗衣服，战士们病了给我们寻医问药，天气凉了嘘寒问暖，工具坏了修补打造……对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赤诚的心、慈善的面孔，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不服役了一定去看你们。”二班班长闫福顺为表达谢意，特地从河北老家给我父母邮来家乡的大鲤鱼和莲子。还有战士寄来家乡的柿饼、核桃、红枣、罐头等土特产。至今，我还保存着战士们厚厚的一摞书信。

　　十多年来，每每忆起旧事，仿佛母亲从未离开我们，只是化作了一缕清风，永远萦绕在我们身边。她的家国情怀，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基因密码。每当我整理母亲留下的针线包时，那磨得发亮的顶针，缠着岁月痕迹的线团，仿佛变成了会说话的史书，教我学会做人、学会感恩。母亲种下的家国情怀的种子，渐渐在我们心里长成一片森林，每一棵树都刻着她的坚韧，每一片叶都续写着她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