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寺，叩访4300年前的晨曦

□ 韩亚丽

　　开栏话

　　时光为卷，奋斗作笔。“十四五”期间，临汾奋楫争先、砥砺前行，绘就了一幅幅壮丽的发展图景，书写了一页页亮眼的时代答卷。

　　自本报面向全社会发出关于征集展示临汾“十四五”时期优秀文、图、视频作品的启事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目前，共征集到文、图、视频作品200余篇(张、个)。为回馈广大读者的厚爱，现将征文截止日期延长至2026年2月16日，期待收到更多的精品佳作。

　　今起，本报推出“奋进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专栏，择优将遴选出的文、图、视频作品，分别在《临汾日报》和临汾云客户端陆续进行刊登。这些作品犹如一面面镜子，生动映照出临汾在“十四五”期间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与显著成就。让我们共同聆听这些直击心灵的生动故事与时代回响，铭记临汾高质量发展的难忘足迹，从而凝聚起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磅礴力量!

　　车轮沿着108国道缓缓前行，窗外的田垄与远山都沉浸在一种古老的静默里。没有尘嚣，没有纷扰，只有4300多年的时光在此静静沉积。当“陶寺”二字以一种朴拙的姿态映入眼帘时，心头莫名一颤——我们即将叩响的，不仅是陶寺遗址博物馆的门扉，更是一扇通往早期国家的时空之门。

　　远远望去，陶寺遗址博物馆仿佛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建筑，不见张扬的姿态，唯有与山河紧紧相依的谦逊。步入博物馆宽阔的厅堂，拾级而上，“光被四表 协和万邦”八个大字赫然入目，庄重而恢宏。讲解员小姑娘轻声解释，这源自《尚书·尧典》，是赞颂上古圣王尧功绩的名句。站在台阶前仰视这些文字，仿佛听见了远古的呼唤。“光被四表”——德政的光辉普照四方;“协和万邦”——使天下万国和谐共处。这八个字，不仅是对一位圣王的礼赞，更凝聚了中华文明对理想政治最早的憧憬：不以武力征伐，而以德性教化;不恃强凌弱，而以和谐共荣。这种政治智慧，穿越四千多载时光，依然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讲解员说，整个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建筑造型是一个巨大的“中”字。这“中”，并非简单的几何构造，而是解读陶寺乃至中华文明的一把密钥。《周礼》有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在古人的宇宙观中，“地中”是天地人神交会的枢纽。而陶寺出土的圭尺，恰好印证了这种观念最早的落地——先民通过观测日影，确立了“中”的方位。站在博物馆的中庭，仰望穹顶洒落的光斑，恍惚间仿佛看见执圭尺的古人，正虔诚地丈量着天地。这个“中”字，从那时起便刻进了民族的基因，成为华夏文明秩序的原点。

　　走进“文明蕴化”展厅，晋南的沙盘在柔和的灯光下静静舒展。东峙太行，西屏吕梁，南横中条，黄河环抱，汾水纵贯——这分明是一个文明最初的摇篮。我不禁想起余秋雨先生在《山河之书》中的感叹：“山河的权利是巨大的，它决定了文明的性格。”陶寺的陶器上没有狰狞的兽面，玉器里不见征伐的戾气。那些温润的陶罐、精致的玉琮，透露的是稼穑的智慧、祭祀的虔诚和礼制的萌芽。这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在包容与融合中悄然生长。正如黄土在千万年里静静堆积，文明也在无声处完成着最深刻的积淀。

　　“煌煌都邑”展厅中，巨大的城址复原模型令人震撼，城池里，宫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墓葬区井然有序。这不是自然的聚落，而是经过精密规划的都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片特殊的墓葬区：大墓中的彩绘龙盘、玉钺、鼍鼓，无声地诉说着等级的森严;而小墓中寥寥的随葬品，又印证着社会的分化。礼制，这个贯穿中国历史的核心制度，在4000年前的陶寺已经初具雏形。站在这些墓葬复原场景前，仿佛能听见一个庞大社会组织的呼吸——那是国家机器开始运转的最初声响。

　　在众多礼器中，鼍鼓的出现尤其令人深思。那用鳄鱼皮蒙制的鼓，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鼓实物。想象一下：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上，鼍鼓被敲响，深沉的声音震荡在天地之间，沟通着人神。这不仅是乐器的起源，更是礼乐文明的肇始。《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陶寺的鼍鼓，或许正是这种观念的源头——通过音乐实现天地人的和谐。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礼乐相济的治理智慧，原来在陶寺时期就已经萌芽。那鼍鼓的余音，仿佛穿越时空，依然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中回荡。

　　博物馆内古观象台的复原，是此行最动人的相遇。十三根仿夯土柱倔强地挺立，在模拟的晨曦中投下修长的影子。考古学家复原了它的功能：通过观测日出方位，可以确定20个节令。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台之一。站在这里，闭目凝神，仿佛能听见祭司观测天象时的呼吸，看见农夫根据节令播种的身影。二十四节气的智慧，或许就是在这里萌芽。中国的农耕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正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学会了与天地对话，在宇宙秩序中安顿人间生活。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原来在陶寺的夯土中已经奠基。

　　在众多文物中，彩绘蟠龙纹陶盘尤其令人驻足。这个从泥土中走出的龙图腾，红黑相间的蟠龙，蛇身鳄鳞，口衔嘉禾，既有神性的威严，又带着人间的温度。它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龙”形象之一，也是陶寺文明的象征。它的珍贵之处，在于它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源头，看到了早期的龙图腾。虽然从陶寺到后世，龙的形象不停地演变，但那份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的追求，始终贯穿其中。这龙盘，如同一部无字的历史史书，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传承着民族精神，当我凝视着这件龙盘，仿佛能穿越时空，望见陶寺的先民，在汾河畔劳作、祭祀，用智慧与双手创造了辉煌的文明。龙盘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根脉，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龙的传人。

　　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朱书扁壶，一件残破的陶壶却承载着4000多年的文明记忆，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扁壶虽破，但朱书的痕迹却依然鲜艳如昨。壶身上的那两个字符，一个清晰的“文”字，另一个似“尧”非“尧”的符号，在考古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据说这些字符比甲骨文还要早700年。如果这真的是“文”“尧”，那么古史传说与考古实证就在这一刻相遇了。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看到了先民们对文字、对文化的执着追求。这每一个笔画，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每一个字符，都蕴含着文明的密码。它不仅是文物，更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

　　离开陶寺时，回望这片沉默的土地，忽然明白了“最初中国”的深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在于疆域的大小，而在于文明的内核。这个内核，在陶寺已经基本成型：有观测天象的宇宙观，有立中测影的方位意识，有礼制雏形的社会秩序，有龙图腾的文化认同，有鼍鼓代表的礼乐精神，更有“协和万邦”的天下胸怀。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初的样貌。

　　在陶寺，我们触摸的虽然是夯土、陶片、玉器这些物质遗存，但真正震撼心灵的，是那些穿越4300年依然鲜活的精神脉动——对秩序的追求，对天地的敬畏，对美好的创造，对和谐的向往。

　　陶寺告诉我们，“中国”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奇迹，而是在黄土中深深扎根、在时光中慢慢长成的参天大树。今天的我们，依然是这棵大树上的新枝。当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寻找文明的根源时，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灵魂的故乡。那鼍鼓的余韵、“光被四表”的理想、“协和万邦”的愿景，依然在我们血脉中流淌，提醒着我们：从哪里来，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