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和爷爷大约出生在清末民初，具体哪一年也不知道，只听他们说过属什么，阴历几月几日的生日。奶奶姓曹，有兄妹2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爷爷一生务农，文盲。解放前，家有一头骡子、几亩薄地、三间土坯房，生活在当时的农村还算比较宽裕一些。土改时期划为中农成分。村里只有我们一家姓原，是我爷爷的父亲从盘道村搬过来的，小时候还要跑到很远的山根底去上祖坟。爷爷有兄妹4人，二男二女。

我的老姑一个嫁到外村，对她没有一点记忆，另一个嫁到本村的村东头，是个小脚老人，走路离不开拐杖。爷爷的哥哥去世很早，育有两男一女，老大有残疾，是个跛子，解放前就入了党，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大部分时间给生产队放羊，结婚很晚，娶了的残疾女人生第三个孩子时得了产后风去世，生活十分困难，土改时划成分为贫农。老二就是我父亲，因为我爷爷没有子女，所以过继给我爷爷顶门立户，但是一直生活在一个院子里。爷爷家境要比我大伯好一些，这才有了父亲上学的机会。父亲高校毕业后正值临汾解放，参加了行署的干部训练班，然后分配到吉县工作了一辈子。

奶奶年轻时应该长得不错，人也很精干，从小爱看戏，也学会了唱戏，经常参加村里的家戏，女扮男装演须生一角。但她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后来听她说抗日战争时期，她和一伙妇女在街头聊天，日本人进村子烧杀抢掠，躲不及时中了一枪，打入肺部，时常犯疼，至死还有一块弹片留在胸内。她除爱看戏外还爱吃烟、打牌，我三四岁时就与我奶奶一起生活，我奶奶一生未育，对孩子十分溺爱。自从我不吃母亲的奶后，一直吃我奶奶的奶，直至上学还在吃，在村里都成了笑话。自从我有记忆开始，奶奶爷爷对我很娇惯，对我的呵护比对他们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奶奶每天晚上打牌，我就跟着，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她打到半夜抱着我回家。当时文化生活很贫乏，每逢赶集，我都吵着要跟着去，一是喝羊汤，只是我一个人喝，奶奶爷爷在旁边看着;二是看洋片，可能就是现在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幻灯片;三是买一本小人书，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奢侈了。同村里的小朋友非常羡慕，我自然成了村里的娃娃头。遇到哪个村唱戏，我就跟爷爷奶奶去看戏，如果这个村有亲戚，就让提前占个地方，好坐在戏台前边的中间;如果没有，我就骑在爷爷的肩头上看戏。当时看戏全都是步行，一般是下午就开始走，还要带上干粮，看完戏再往回走，近点回来一般都在十二点后，远点的回来天都快亮了。有时演连本戏，一连三四天，天天如此。所以，我从小养成了爱看蒲剧、爱听蒲剧的兴趣。我父母大多时间在吉县，襄汾老家就是我与奶奶、爷爷三口人，户口分开着，自留地也各是各，从我记忆开始和父母接触很少，一直没直接叫过爸爸妈妈，村里人都说这娃只有奶奶爷爷，没有父母亲，还有老年人开玩笑说我不是亲生的，直到十多岁时懂事了才叫开爸爸妈妈。奶奶和妈妈吵架、闹意见，我就义无反顾站在奶奶这边，总感觉母亲不好。

60年代的困难时期，吃饭真成了问题，不要说吃好的，吃饱都做不到，天天都是红薯、玉米面、野菜，一年四季几乎见不到白面。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爷爷在生产队给牲口铡草时，铡的全是麦秆，每天完工后，麦秆中会有一些剩余的麦粒，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两到五两，我爷爷腰间有个小布袋，将这一把麦粒偷偷地装入布袋带回家，我奶奶用捣辣椒的工具捣碎，用箩子过后，只有一把白面，然后做一碗面，只给我一个人吃，她们只能喝一点面汤。当时食用油少得可怜，基本上没吃过炒菜，能吃一顿油饼，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村里哪家有事要招待重要客人吃上一次油饼，半个村里的人都能嗅到香味。后来我离开村上了农校，就是现在的高中，在我们公社，离我们村有10里路，每星期背两次馍，半天劳动，半天上课，星期天回村还要劳动挣工分。这时我奶奶得了重病，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吃不进饭、喝不进水，吃一口吐一口，后来才知道是食道癌。因为当时没有钱，只是到城关医院去过一次，走时是步行去的，回来是抬回来的，也没做过手术，人瘦得不成样子，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人世。走时就我和爷爷二人在身边，她的年龄才刚刚50岁，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就是饿死的。

我的爷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个子很高、很瘦，一年四季光头，冬天围一条毛巾，他一生最钟爱的是一副烟袋，一直渴望拥有的是一件羊皮小大衣。记忆中爷爷的烟袋，首先是烟锅，铜的，金黄色，其次是烟杆，山桃木的，有花纹，擦得很亮，最后是烟嘴，石头的，乳白色，烟叶是自种、自产、自加工，平时一有空就摆弄他的烟袋，可以说是爱不释手。

他一开始吃烟用火镰，刀耕火种的那种工具，在河滩找一种石头，加上硝染的棉花，用起来得心应手，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后来用火柴，二分钱一盒嫌贵，还是舍不得丢掉火镰。文革开始后，时兴起了打火机，我父亲给他买了一个，圆型，用火石，每年春节回家给他带上一瓶汽油，可以使用一年半载，从此再也不用火镰了。我爷爷把打火机当成了个宝贝，专门让我奶奶做了一个花布袋，用一根绳子拴在裤带上，一般人是不让用的，生产队干活时人多了，才拿出来显摆一下。村里好多人都很稀罕，他们从来没见过打火机。至于羊皮小大衣，他整整追求了一辈子，因为家穷到后来才实现。大约在文革中间，他用我父亲给的零花钱，再向亲戚借了一部分，托人买了两张羔羊皮，在县里给熟了一下，专门扯了几尺黑洋布，购置了一条栽绒领子，请人做了一件羊皮小大衣。这件大衣平时舍不得穿，每逢走亲戚、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穿一次，平时一直放在柜子里，到他去世以前也没穿过几次。后来我到临汾上学，还将这件大衣改了一下，每年冬季穿上几个月，这可能就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唯一一件遗产。

我爷爷一生很少出门，最远到过县城。他一生爱土地、爱庄稼、爱热闹，合作化后，土地入了社，骡子归了公，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一有空闲时间，总要到饲养处转一转，看一看、摸一摸骡子。遇到农闲时，总要到原来的自家地里走一圈，能看出他对土地的眷恋。无论赶集、看戏、走亲戚，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他走到哪儿都把我背到哪儿，我的童年就是在我爷爷的背上和我奶奶的怀里长大的。突然有一天，爷爷说他病了，不想动，不想吃，也不能干活。我念书不会做饭，他还得起来给我做饭。他从来没去过医院，没吃过药打过针，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弥留时刻的晚上，就我爷孙二人，他不动也不说话，叫来我大伯。大伯说不行了，半夜三更的，不好叫人，等天亮再说。天亮后叫来个会剃头的，大伯扶起我爷爷，我撑起煤油灯，给我爷爷剃了头、刮了脸，让他穿上我奶奶在世时准备的老衣，然后才告诉邻居们。就这样，将我爷爷草草下葬了。

我爷爷来到人世无人知、离开人世无人晓，静静地来，悄悄地走，没享过一天福，留给我的只是愧疚和思念。

我的奶奶爷爷是千百万个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中的一员，他们出生在战乱和动荡年代，一生饥寒交迫，受苦受难。我曾问爷爷什么是幸福?爷爷说没有日本人就是最大的幸福。我问奶奶什么是幸福?奶奶说一生不要得病就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他们一生没过上幸福的日子。后来我上了师范，到了吉县参加了工作，总感觉到对他们有一份说不出的内疚和不安，唯独能报答的就是每逢清明时节，去上坟祭奠。70年代交通不便，我就从吉县骑上自行车回襄汾老家上坟，后来道路改善了，我就搭上顺车回老家，再后来有了小车就方便了。我参加工作后的近40年，无论开会、学习、外出，清明这一天我一定要回去，这是我为他们唯一能做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改革开放后，我走上了领导岗位，特别是2003年调任浮山县委书记后，我率先在农村免除了农业税，免除了义务教育学费，实行了农民医保和老年人的低保。媒体的记者采访我，说我觉悟高、认识高。平心而论，我觉悟不高、认识也不高，我懂得职务是一种责任，出身能影响人的感情。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的童年少年都在农村度过，我知道农村苦、农民穷，我能体谅到他们没钱看病、没钱上学、没钱养老的滋味。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是中国的主体，忘记农村和农民就意味着背叛，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作者：原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