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忠延生活在山西的临汾市，可以说是当地的地标性文化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有较大影响。更主要的是他身处古之“平阳”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意味浓郁的地区，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尧时期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今天的临汾，只是中国众多地级市中的一个。而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其意义与地位则大为不同。所谓“尧都平阳”，就是说当年的尧曾经在此建都，是那时华夏地区的中央地带。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人们对这一地区存留的文化信息有了越来越多的掌握。特别是陶寺遗址中发现的古代城市建制、存留的文字、礼器和青铜器，以及大型祭祀遗址等均证明，陶寺是一座距今4500余年左右的古代都城，具备了一般意义所说的文明形态形成的基本要素。考古学界认为，这里就是当年尧帝所建的都城。所谓尧都之平阳，即今天发现的陶寺遗址。它对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特别是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一直以来，由于缺乏考古实证，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而陶寺遗址的发现则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难以颠灭的证明。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近五千年前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生产的基本状况，更为我们梳理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对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乔忠延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文化人。他的主要工作是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转化为文字形象。有一天他给我寄来了一厚沓书稿，说是写了一部关于尧的长篇小说，要听取我的意见。但是繁杂的事务工作挤掉了我的业余时间。说实话，我没有来得及阅读他的书稿。可是，似乎就在不日之间，他的小说已经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出于对他期待的愧疚和自己研究的兴趣，我读完了这部《苍黄尧天》。我佩服作家居然有勇气把这样一种题材转换成一部小说。

说《苍黄尧天》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当然没错。但以尧为主要人物的所谓历史小说并不好写。首先是我们今天对尧时期的社会生活还缺乏比较充分的了解。即使有陶寺遗址这样的考古发现，其具体性、丰富性仍然不够。更重要的是，4500余年前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吃、穿、住、行，劳动方式、生产水平、社会组织等与我们已经熟悉的所谓的“历史题材”是非常不同的。其次是尧时期的历史人物在各种传说、典籍中所言各不相同。要勾勒出那一时期以尧为中心的人物谱系并非易事。因为你不论采用哪一种说法都可能造成与其他观点的冲突。第三是对人物活动事件的设计也存在许多困难。比如尧时曾组织了大规模的观天象的活动。这对人类天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在中国的传说中，黄帝时期已有观天象之说。那么，黄帝时期在天文学上解决的问题与尧时期解决的问题有何区别?这种区别又如何转化成文学性的细节?这对作家而言肯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如果过于简单，将使读者感到缺乏真实性。如果过于细致，又可能使读者感到不求甚解。因为它毕竟是文学创作，而不是科普教材。因此，乔忠延首先必须完成一个历史学者要做的工作，就是梳理清楚尧时期，特别是尧前期周围人物的谱系，即尧的出生、周边接触的人物，尤其是史有其名的人物的行状和相互关系;之后，必须对尧的主要事迹有相应的研究和了解。也就是说，他所描写的必须是尧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其次，他必须努力做好一个作家应该完成的工作，就是把生涩的、错综复杂的史料、传说转化成形象，然后才能进行小说的结构。创作这样的小说，仅靠自己的感觉是不行的，必须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生活有相当的研究和了解。但是，毫不讳言，《苍黄尧天》仍然保持了小说的可读性。在某些方面对读者来说是具有独特的新鲜感的。比如，尽管我们所说的“历史题材”小说很多，但是，人们仍然很少能够看到描写4500余年前人类生活的作品。这无疑对读者来说是少有的阅读体验。同时，小说比较注重情节性安排。比如在一开始即设计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包括王子放勋由唐侯被贬为平民，之后又受到民众的拥戴，成为事实上的王等等。这种一波三折的结构增加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作者也别具匠心。他没有过多地描写不同部族之间的征战杀伐，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道德力量，使情节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发生逆转等等。总之，通过小说走进先祖的生活对读者来说有许多的期待。

《苍黄尧天》为我们描绘了距今大约4500多年前的社会构成。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浍河两岸。浍河，中国有两条。一是出自河南东部商丘，流经安徽进入淮河。另一条即源出山西翼城县东，西流经曲沃、侯马后注入汾河。这一带正是古平阳周边地区。

从小说所描写的太行山、太岳山、盐池等地貌来看，肯定是晋南地区的浍河，而不是河南的浍河。这里的人们聚族而居。小说中提到了所谓的陶族、黎族、狐族、散宜族、商族、姜族等。这些氏族部落似乎与之后华夏地区民族的发展关系密切。而其核心地区是以唐族为主的周边地带。似应在今天的翼城一带。这些不同的氏族互不隶属，均由王族统领。但与今天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同。

王族与其他各族之间只有简单的统领关系，如可以指派氏族首领如唐侯，可以征调人力与财物，可以到各氏族巡视，拥有重要的生活资源如食盐等及其分配权。王族有办理行政事务的官员如天官、地官，以及负责修筑王垣的垣理、办理盐务的官员等，拥有自己的武装即卫队。当时的信息传递很不通畅，因而权力控制也比较薄弱。如大王长期不知道尧，也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放勋到唐族做唐侯后的情况。但这并不为奇，而是当时的一种正常状态。至于像唐族这样的氏族部落，其社会管理机构也很有特色。在氏族中，最高权威是“爷”，由族中有能力、有威望、有智慧的人担任，而不是依靠血缘关系继承。但是小说中王族的王位则是世袭的。这显示出当时社会管理模式的复杂性。除了族爷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巫首”，负责族内的祭祀、占卜等事务，具有仅次于族爷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位教男子成人的“族娘”。族娘须是族中个头高、身材好、口才利落、善于言谈的女子。她的责任是调教到了成人岁数的男子成为真正的男人。正因为此，她在族中受到了族人的尊敬，也成为决定族内事务的重要人物。从这点来看，当时的氏族部落仍然保持着母系社会的某种痕迹。当然，从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婚姻虽然已经成为类似于对偶婚的模式，但并不是绝对的。小说对这些问题也没有很细致的表现。其中写到了大王有多个妻子，显然不是群婚制，也不是一夫一妻制。在氏族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具有全面管理族中事务的成员外，还有负责打猎、耕种、守护族堡、处理纠纷事务等的人员。这一点与今天村的管理模式基本一致。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生产生活最重要的事务有两点。一是通过占卜来决定族中大事，如是否耕种，是否行刑，怎样治病等等。二是解决吃的问题。小说一开始就是唐爷看到天气渐暖，让族人下种。而族中被视为“魔人”的羲仲却坚决不让族人浪费种子。他根据自己观察天象积累的知识，认为现在虽然气候比较暖，但寒冷的季节即将来临。族人下种不但没有收成，还将毁坏种子。由此，唐爷与羲仲的矛盾次第展开。这说明，当时的生产是以农业为主的。但是，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够，农业生产的规律性把握得非常欠缺。如何认识天象，并因此而决定农业的生产既是小说的重要矛盾线，也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由此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效益并不高，还属于比较低级的阶段。除农业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活动就是狩猎。这时，人们对动物的了解、把握还非常不够。只能在一定的季节里猎获动物以取食。但是，到动物怀孕的季节，就要禁猎，以保证猎物能够正常生产。除了农业、狩猎外，当时的丝织品生产也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小说中的散宜族似乎是一个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氏族。他们能够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并以此供给王族的需要，换取生活所需。同时，他们对动物的驯养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圈养野猪等动物。所以被称为箭王的后羿虽然自视自己箭术高超，仍然感到散宜族的人比唐族的人精明得多。也正因此启发了放勋，唐族人开始驯养那些体型大、性情温顺的野生动物。

按小说的描述，他们首先驯养成功的是驴。这在当时来看，是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改变了交通方式，缩短了空间距离。

《苍黄尧天》表现了当时的人们在劳动生产的实践中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水平。比如小说中写到陶族的宁封子善于做陶器，放勋就请他给唐族做了许多盛放粮食的瓮。但是这些“陶器”不能见水，遇水则腐。而宁封子在不经意间把陶器掉到了火中，发现被火烧制的陶器很坚硬。这无意中的发现使他们的制陶技术大大提高。放勋的兄长弃因相貌丑陋，曾被弃于野，后被大王领回。他负责姜族事宜，专注于农耕，被后人称为后稷。弃发明了许多农具，如小说中提到的石耜，可以铲土翻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人们兴奋地唱道：“石耜翻土，播植粟菽。多收籽实，日日饱腹。”由于唐族掌握了天象，汲取了邻近各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使之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他们种的庄稼果实饱满，成为各族下种所需的种子，又进而改善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

更重要的是小说通过对当时人们生活的描写，表达了他们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价值体系。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一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从渔猎生活进入农耕社会。根据古代的传说，炎帝曾尝百草，以寻找能够让人类食用的植物。同时，他不断地进行尝试，以掌握种植植物的规律。考古发现，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山西下川一带，已经有了人们食用粟类植物的实证。这正是农耕文明从采摘向耕种转化的时期，是人类驯化粟植物的先声。尧时，农业肯定已经以种植为主。但是，当时的农业种植应该具有比较大的局限。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运行和可耕种农作物生长规律的掌握还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在《苍黄尧天》中，一个具有贯穿全书的核心情节线即是放勋支持羲仲观天。羲仲因着迷于观测天象，常有异于普通人的言行。特别是他发现了族人还没有掌握的自然规律，更被视为离经叛祖的“异端”。但是放勋以自己的才智敏锐地感到了羲仲正在做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竭力支持帮助羲仲。羲仲等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了解到先人关于季节变换规律的认识有重大失误，并修定出新的年、月、日的基本周期。对天象的了解，以及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掌握，使唐族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这种以农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使唐族乃至周边的人们认识到“天”的神圣性。他们知道，要想有好的收成，必须知道天意，也就是大自然的规律。顺应这一规律，就是顺天意。用放勋的话来说，就是要知天之则，顺天之意，按照天神的规矩来种粟禾。人生活在天中，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也必须按照天意来播种、收获、狩猎、起居。人不可能违背天意而过上好日子。这些认识，是渔猎游牧文明难以达到的，也是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后，经过艰难漫长的实践才形成的。这对以农耕为主的人们而言尤为重要，以至于成为他们生产生活必须遵循的信条。可以说，后来逐渐完善的所谓“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在这时已经基本形成。

除人与自然的关系外，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苍黄尧天》中通过对尧帝，也就是当时的唐侯放勋的描写巧妙地进行了表达。在这样的描写中透露出作者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想。放勋是大王之子，才德双修，但年龄较小。相比于其他三位兄长，对接替大王王位来说，有相当的优势。但是由于偶然的原因，长兄挚接了王位。挚最大的特点就是精明。但大王感到有些精明得过头。小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挚为自己能够顺利接班所用的心思，以及在代父王巡视时处理问题中表现出的机智。但是，挚的这种所谓机智只是局限在我们所说的“术”上，而不是“道”。所谓的“术”，就是具体的办法，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所谓“道”，则是规律，属于理想和原则层面的问题。什么是“道”?就是处理问题不仅要讲办法，还要讲其出发点和最终的效果。这种出发点如果仅仅是把问题解决了，就只是一种“术”。而在处理问题的同时考虑其出发点是什么，最终的效果是什么，就是“道”。小说通过对放勋种种行为的描写，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应该以德为先。相应地，一个社会如果能够良性运转，和谐共处，也必须依靠德，而不是权术、权势。挚虽然头脑精明，但不顾民生，可以解决一些即时的问题，却难以得到人们长期的拥戴。他靠自己的小聪明继承了王位，但随着他寡德品性的一再暴露，人们终于抛弃了他。从表面来看，放勋有点软弱，有点无能。但他的眼光长远，做事顾全大局，着意民生，因而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戴。对于王位，他完全没有任何想法，不像挚那样时时刻刻牵挂在心。甚至在挚为了自己立威，把放勋从唐侯贬为平民后，他也没有任何怨言。放勋觉得只要对族人好，对大局好，自己的荣辱祸福是不计较的。但是，正因为他具有突出的德行，能把民生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受到了周边部族民众的拥戴。小说在下卷比较集中地描写了被贬为平民的放勋回到唐族后，被唐人拥为唐头。他又动员唐族与黎族一起帮助没有男子的狐族收粟，渡过难关。而狐族的人则要帮唐族、黎族做些女子能干的轻巧活。这样，唐、黎二族帮助狐族干重活，狐族帮助他们干轻活，形成了一个互相帮扶、互通有无的“联合体”。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联族”。之后，散宜族把他们掌握的养蚕织丝技术教给了附近各族，唐族等又把自己掌握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教给了散宜族等。以唐族为中心的“联族”越来越大。正如小说中所写，“握手联族，你帮我助。日月行天，兴旺联族”。这种部落之间的联合既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同时也解决了不同部族之间的困难。由于唐族掌握了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同时又与附近各族在劳动力、生产技术等方面进行互助，以唐族为代表的地区生产力大大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管理也更加有序，逐渐成为这一带社会生活和劳动生产的中心，对联族各部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挚所在的王族，由于挚的寡德，渐渐地有才能的官员辞职，政令不通，各族不再向挚示政，而是到唐族请示唐头放勋。放勋成为事实上的大王。正如《帝王世纪辑存》所载，“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作者通过对曾经的唐侯、后来的唐头、终于的帝尧放勋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社会关系的向往。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般有这样几个标志。如果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城市、祭祀或礼仪中心、文字和青铜器这四个要素中的两个，即可认为这一遗址所存在的文化形态进入了文明时代。临汾地区陶寺遗址发现了规模浩大的城市遗址，大型祭祀坛及众多的礼器，以及文字和青铜器。可以肯定地说，陶寺文化已经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也认为，陶寺遗址即是尧都平阳之古都平阳。也就是说，在尧帝时，华夏文明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所谓五千年华夏文明进一步得到了考古实证。那么，在尧即帝位之前，也就是《苍黄尧天》中所描写的尧放勋即位之前的历史，可以说是文明的曙光时代。尽管小说并没有描写我们所说的文明时代四要素的出现，但是，那将是不久的将来将要出现的事实。乔忠延为我们形象地表现了先祖，特别是如苍黄之天的尧帝所生活的历史时期，对我们了解自己的文明史，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具有十分生动的意义。而在今天，当中华民族处于复兴前夜的时刻，对文化复兴的要求也显得更加迫切。小说《苍黄尧天》似乎要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一种助力，让我们以文学的方式走进民族的历史，了解我们的先人是如何从自己的实践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灿烂的文化，并形成了帮助我们走到今天以至未来的精神力量。

但是，就小说而言，我也有一些意见。首先是，作者在创作前需要将古代传说中诸多问题从学术上研究清楚，然后才能转化为艺术性的创造。这一工作是非常艰难的。许多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要弄清这些问题都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如果作者的描写与此不符，就损害了作品的严肃性。而要清楚这些内容就要进行艰难的学术研究。这必将对作者的想象与虚构产生影响和限制，使整部小说显得比较拘谨。

那种浪漫的、灵动的、非现实的东西没有了。小说的题材是传说中的尧。这样的题材本来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夸张、炫丽、神秘等品质。但是，目前的小说无论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叙述语言，包括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刻画、对自然环境的描写都以朴实为长，没有神话传说的浪漫气质。我以为这种表现风格事实上有损于对那样一个充满神秘与奇幻时代的表达，也难以表现尧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发展自己的伟力。其次，尧的主要贡献应在其成为尧帝之后。这主要是因为地位的改变使他能够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从事更加宏大的事业。比如他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文台来观测天象，这自然比小说中所叙述的仅仅依靠人的经验来观测要先进得多。他主持并直接参与了当时的天文学研究。正是尧时认识到一年有366天，这一结论直到今天仍然延用。《尚书·尧典》中已记载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二至、二分”，即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这在人类天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尧时也修筑了庞大的城市。

虽然小说中有帝挚令鲧筑城的描写，但据考古发现，陶寺古城已经建有王宫、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仓储区、祭祀区等等，是体系完备、功能有别、气势宏大的都城。特别是还发现了众多的礼器、生产用具，表明这时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诸如兴修水利工程、打井技术等非常突出。尧在教育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如注重道德教育、技术教育、礼仪教育等。

在刑法制度的建设等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尧的人格品性成为中华民族的楷模。他有仁爱之心、揖让之德、简朴之行，在选贤任能、治理天下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理念。他禅让帝位与舜，任用的官员如农师后稷、法官皋陶、乐师夔、司徒舜等都尽心为民，恪尽职守。当时的社会可谓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不仅社会安宁，生产力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尚书·尧典》中说，其时“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司马迁则称颂尧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乔忠延本人即有关于尧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内容在已经与读者见面的小说中还没有很好地表现。所谓苍黄尧天，更主要的应该是描写他即位后的贡献。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小说只是上半部，即描写王子放勋从唐侯成为尧帝的过程。而更重要的下半部还没有与读者见面，也就是关于尧即帝位后的丰功伟绩还没有写出来。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有理由期望作者能够把真正的“尧天”告诉大家，用文学来生动地表现我们已经模糊了的曾经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乔忠延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这使我们充满了期待。(作者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协会主席 杜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