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一称谓是何时出现或形成?又是何以得名的?最早的“中国”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是中国人不能不关心的，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出发点。

　　一中国和最早的“中国”

　　“中国”一词是个动态的概念，远古的“中国”和我们现在的中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现在的中国是我们国家的简称，而本文所探讨的最早的“中国”则是指国家形成阶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称谓。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指出：“在这一系列演变中，社会组织机构方面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表现为社会形态上的运动和推移。在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可见，国家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体现文明，文明必有国家;文明形成之时，乃国家起源之日。

　　史载的“中国”一词至迟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何尊》铭曰：“唯(成)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就是说，周武王营建东都洛邑就是“宅兹中国”，表明当时视洛阳一带为中国。战国时成书的《尚书》“梓材”篇也讲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大意是说上天既然把中央之国的臣民和疆土托付给了先王，当今君王应如何如何。然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概念可能出现更早。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就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他根据临汾陶寺文化所具有的“综合体性质”，指出陶寺遗址居于文化区域的中心位置，正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标志。

　　那么，“中国”一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源自于“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它就是由执掌“政治话语霸权”(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语)的帝王所规定的“地中”，而这个“地中”则是通过圭表的夏至影长来判定的。关于这一点，我国最古老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有着相关的记载。《论语·尧曰》《尚书·大禹谟》也有“允执其中”“允执厥中”的佐证。由此可见，“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何驽语)。因为古人讲究“地中”与“天极”是对应的，所以王者独占地中，就是要达到他“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正统化的目的。

　　二最早的“中国”在陶寺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感叹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的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五十年之后，今之临汾、古之平阳没有辜负李老先生杜鹃啼血般的感叹：尧——这位“伟大的君王”建造的“雏形的城市”石破天惊般地面世了!它，就是陶寺。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陶寺，这个汾河之滨黄土塬上的村庄，以自身的考古发现一次次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史学界：早期和中期城址、王者大墓、宫城以及核心建筑、朱书陶文、古观象台，等等。碳十四年代技术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距今约4500年—3900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诸多考古资料多角度地指向了“尧帝古都”，陶寺遗址成了“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对此，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写到：“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科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指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达成广泛共识，尧都平阳由传说成为信史。

　　在尧的时期，文明时代到来了，国家形态出现了。但是，这个初始时期的国家是如何承担起最早的“中国”称谓的呢?陶寺考古同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那是2009年6月21日，“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宣告成功!当天的12点36分，也就是夏至的准确时间，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表”的投影落在了“圭”上那两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影长为41公分，考虑到4000多年来“黄赤交角”的变化误差，十分接近40公分。40公分折合1尺6寸，同《周髀算经》的“地中”标准恰好相同。天文考古实测证明，陶寺遗址作为帝尧古都之所在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显示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最早的“中国”诞生了!它，就在陶寺，就是尧都。

　　三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据新华社郑州2014年11月4日电：记者近日从洛阳市文物局获悉，洛阳市即将开建偃师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最早的中国”将在原址保护的基础上得以“原真”呈现。对此，我大不以为然。早在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就以整版篇幅刊载了题为《中华文明探源：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明表达体系》的文章。该文在没有全面考证当代考古成果的情况下，就确认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我随后即以“‘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为题写文辩驳，在《山西日报》等媒体发表，并把上述文章的作者杨雪梅女士请到临汾来考察指导，申明自己的观点。

　　关于河南二里头文化，该遗址考古负责人许宏先生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是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它比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时期要晚了五六百年，自然要“成熟”得多了。问题在于，“成熟”的“中国”或“完备”的“中国”并不等于“最早的中国”。打个比方说，如果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是相当“成熟”的话，那岂不等于一个人从娘胎里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或小伙子了吗?如前所述，“最早的中国”的角色确实应当由陶寺遗址来扮演啊。其实，杨雪梅女士在她的文章中说到陶寺遗址时已经承认了：“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只是表述得比较隐晦罢了。我在《“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这样就会发现，原来‘中国’的形成不是那么迟缓，不是在二里头标示的夏代晚期才姗姗来迟，而是在陶寺遗址标示的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看来客观公正地评价考古发现，乃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当然，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在我国考古史上也是有着重要地位的。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是真正从科学意义上探索夏文化的开始，一个标志。”(《夏文化探索与中华文明研究》)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地位就是什么样的地位，没有必要再去争那个“最早”二字。

　　四 正确认识神话传说

　　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认为中国文明史在商代之前只是神话传说时期。郭沫若先生甚至批评说：“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把考古资料摆到首要的地位，其次才是传世文献考证。这已成为史学界公认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我国多地关于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神话传说尚不足以为信史。因此，如果说一些地方以民俗活动形式来纪念祭祀尚属正常的话，那么以官方名义大规模地宣传造势，例如我省高平市“神农文化节”还提出“四千年中国在陶寺，五千年文明看高平”的口号，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神话传说是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的。马克思说：“神话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由于条件的限制，远古时期的史实只能通过神话传说来流传，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神话传说未经考古资料证实时仍为神话传说，一经证实则成为史实。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上古史就是以考古来印证神话传说而重建起来的。别的不说，“尧都平阳”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吗?李济先生说得对：“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既然尧舜禹时期已由神话传说变为信史，那么之前的炎黄时期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这与其他任何古老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尧舜时期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源、其本应当是炎黄时期。李伯谦先生把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划分为古国、王国和帝国三个阶段，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同属于王国阶段。依此说法，最早的“中国”应出现在黄帝时期，比尧舜时期又早了五六百年。把炎黄时期由神话传说、古史记载变为物质文化遗存，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当然也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作者系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