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以尧舜时代为背景，以传颂尧的功绩为宗旨，以崇尚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为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成的一部分。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史记·五帝本纪》用四分之三的份量记叙尧舜的事迹。虽然它们属于“口耳相传”的传说资料，其间掺杂某些神话色彩，但不排斥里面包涵着基本的历史元素，通过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者们利用多重证据法来检核，越益证明，尧舜其人和尧舜时代存在的可信性。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才蕴育出来尧文化。
据文献记载，尧的功绩有：第一制定历法，敬授民时。《尚书·尧典》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就是说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向民众颁布，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从火历转向阴阳合历的一大进步。第二，汤汤洪水，命鲧治理。此次治水并不成功，但为后来大禹治水积累了经验。第三，“协和万邦”，创建邦盟体制。《尚书·尧典》记载了从“九族”发展到“百姓”，再从“百姓”发展为“万邦”这一文明化的进程。第四，选贤命“官”，实行禅让制，即传禅而不传子。《尧典》记载了尧传舜、舜传禹的全过程，充分反映古代原始民主制推行的事实，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可信的史迹。
在传世文本和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中，保存着许多尧事迹的资料，这些资料留传下来，凝结成被千古以来人们颂扬的尧文化，兹归纳其核心内容，大致包涵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崇尚道德，尊帝尧为道德的楷模；另一方面认为尧是治理天下的圣主，是他开辟了以德治邦的先河。
首先尧文化集中体现了崇尚道德的价值取向。先秦儒家宣扬尧文化，把尧看作是道德的楷模，是遵循天道的伟大人物。孔子是这样无与伦比地赞美尧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孟子亦有同样的颂扬。（《孟子·滕文公上》）再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赞颂尧曰：“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与《论语》的赞语同出一辄。他们对尧的评价代表着一个时代人们对尧身上具备高尚人格的一致赞赏，是对尧文化的普遍认同。正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所云：唐虞之道“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他们达到了“仁之至”、“义之至”的最高境界。《尚书·尧典》对尧的人格魅力做了如下概括性的描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就是说尧恭敬职守，明察四方，道德纯备，温厚宽容，能够让贤，他的道德光辉普照四方，通达天地。
其次，尧文化还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即推崇尧是治理天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圣主，是以德治邦的鼻祖。《尚书·尧典》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因为尧“克明俊德”，能团结诸族邦，将氏族组织依次扩展为“九族”——“百姓”——“万邦”。“九族”是建立在氏族基础上而集聚成的同姓宗族组织，“百姓”则是以同姓宗族为核心团结异性氏族而结合成的族邦，“万邦”则是以“百姓”族邦为核心结成更广泛的邦盟。邦盟是从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过渡期，是早期国家社会形态。尧作为中华早期文明阶段著名的邦盟主，为团结族邦，扩大邦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德治邦，实行禅让制是实现天下稳定的上策。正如《上博楚竹书·子羔》云：“善与善相受也，故能治天下，平万邦”，就是说权力地位只有在贤人与贤人之间相授才能平治天下。古人认为唐虞之道最集中最本质的特征是“唐虞之道，禅而不传。”且称赞“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当时为何实行“禅而不传”呢？是因为“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上博楚竹书·子羔》）贤是禅让唯一的道德标准，让贤是原始民主制的反映。因此，尧文化从政治伦理层面上看就是“尊贤”文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治权力地位在传承过程中发生变异和冲突时，“尧舜之道”中的“尊贤”思想就反复浮现而受到广泛提倡。
下面谈谈尧文化的传播问题。这一问题当从时间序列的流传和地域性的扩散两方面角度来分析。
尧文化的传播之始，应从尧舜时代尧文化的产生算起，但尧文化真正传播开来当以《尚书·尧典》撰成年代为标志。《尚书·尧典》是争议颇大的一篇文章，经学者们多年研究，称它是尧舜时代的著作，显然不对，称它是战国秦汉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有“疑古”过头之失。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所论：“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初政治，重人事，轻鬼神，推行周公思想。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他继承和革新传统思想，吸取历史资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尧文化。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德”观念是从周公、周人开始有的。现在看来此说值得商榷。“德”观念是从尧文化就开始有的，它不仅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而且又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即要求人们以德待天，以德待人，以德克己，可见周公思想是在吸纳尧文化等多元文化基础上而得到充实且发扬光大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尚书·尧典》是尧文化在西周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标志。
尧文化到春秋战国时代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扬，成为先秦诸子认识自然、天帝、社会和人群关系，阐发救世方案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儒、墨、还有道、法诸家毫无例外都评论尧舜禹的功绩，从中吸取营养成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韩非子·显学》所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新出土的楚简文献也多有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专门阐释尧舜的品德及其禅让制度，突出了尊贤让贤思想。还有《上博楚竹书·子羔》赞颂尧的高尚品德，并指出让贤的本质是：“善与善相受”。又《上博楚竹书·容成氏》颂扬“尧为善兴贤,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邦让于贤。”尧舜文化在战国时代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
到战国时期尧文化的传播既广阔又深远，这是有它存在的历史背景。首先是因为春秋以来王室衰微，政权下移，天下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例层出不穷。为稳定社会秩序，重构世袭宗法社会结构。先秦儒墨两家提出古之贤人政治不失为救世的一种方案。因此，他们就以尧舜禹禅让史实为例，把它作为一个理想模式加以宣扬。岂不知这是一个过时的药方，在私有制发展的社会中，此 路不通，要想使禅让制再现，只能成为不可企及的幻想。
战国时代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社会上人们对道德标准的价值追求产生了多元化倾向，并派生出道德危机感。于是，崇尚道德，讲究温良，重视民生成为部分知识精英倡导新道德重铸的关注点。尧文化涵盖了以上这些内容。因此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倡导尧文化，运用尧文化资源来重构心目中的伦理道德体系，自然就收到了恰合时需的功效。
战国以后，尧文化绵延不断流传下来，且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心田。历代统治者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倡导尧文化，使它变成物化形式，从而体现在敬拜尧帝的祭祀文化中，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尧庙、尧陵、尧祠。（以下参阅马兴博士论文《尧舜时代研究》）大概从西周时代开始有了祭尧典礼，此后西汉高祖以尧后自居，置祠祀官，祭祀尧帝。直到元明清以来建尧庙、祀尧典活动记载不断，有时把尧作为祖先崇拜，也有时尊为先帝祭祀，后来还有把尧作为圣师崇拜。再从文献记载的尧庙、尧陵的分布来看，除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些中原地区外，甚至扩散到江苏、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人们去尧庙、尧陵、尧祠祭拜，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对尧文化的认同。（詹子庆）

来源：尧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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