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原始部族首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他主要生活于古代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地区。《尚书序》：“昔在帝尧。”孔传曰：“尧，唐帝名。”秦嘉谟辑补《世本》云：“帝尧陶唐氏。”《帝王世纪》云：“帝尧始封于唐。”唐地所在，《尚书·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孔传曰：“陶唐，帝尧氏都冀州，统天下四方。”孔颖达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皆在冀州。”《史记·晋世家》云：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今山西平阳府翼城县西有唐城，叔虞所封。《史记》：“唐在河、汾之东”，即此。清代山西平阳府即今山西省临汾市。尧所都的唐地在平阳文献多有记载，《诗经·唐风谱》孔颖达疏引皇甫谧曰：“尧为天子，都平阳。”《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水经·汾水注》：“汾水又南，迳平阳县故城东，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魏土地记》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西汉平阳县及北魏平阳故城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侧的古城镇。《史记·晋世家·正义》云：晋始封于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正合在晋州平阳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临汾市属翼城县西的天马—曲村一带，发现一处大型的西周遗址，并发现西周墓葬数百座，墓中出土铜器有“晋中违父作旅盉”铭文，“由此证明，天—曲村遗址确凿无疑地是晋遗址。”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多次在晋南地区，尤其是在翼城、曲沃、襄汾、洪洞等县作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大批包括西周早期在内的周代遗址，初步确立了晋文化系统和大略划出了晋始封地范围”，这些县都位于今临汾市的周围地区。特别是考古工作者还在襄汾县陶寺村发现了大型的龙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地望、相对年代及其文化内涵均与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活动地域与社会状况相符合，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上古时代的尧部族最早当生活于今山西省的临汾地区。
尧作为我国古代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位部族首领，他廉洁自律，生活艰苦朴素，后人常为之敬仰而感叹不已，《韩非子·五蠹》云：“尧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翦，采掾不斵，粝粢之食，藜藿之羹，虽监门之养不敌于此矣！”意思是说尧在担任首领的时期，其生活状况是冬天御寒披鹿皮，夏季穿件葛蔴衣，住房樑檁不修饰，饮食是野菜汤和粗糙米，即使是后世看门小吏的生活也比他好上多倍！然而帝尧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却是关怀备至，《说苑·君道》云：“尧存心于天下，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意思是说帝尧关心着天下所有黎民百姓，只要有一人挨饿，尧就自责说：这是我让他挨饿的呀！只要有一人受冻，尧就自责说：这是我让他受冻的呀！只要有一人犯罪，尧就自责说：这是我陷害的呀！尧的这种廉洁自律、心系全民的崇高风格，受到当时广大部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尚书·尧典》云：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司马迁用汉代语言解释《尧典》此文云：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意思是说帝尧像上天一样对人民宽厚仁爱，像神明一样充满智慧。广大群众像依附太阳一样亲近帝尧而感到温暖，他的恩惠像云雨滋润万物一样遍施于全体人民。他作为首领虽然比较一般群众既富且贵，但并不骄奢淫逸，衣着打扮仍像普通群众一样戴着土黄色的帽子，穿着深黄色的衣裳，坐着白马所拉的红色车辆。他以身作则，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亲近团结各族群众。各族群众安定团结，各级首领也明确了自己的职责。于是在帝尧的领导之下，各级首领忠于职守，各个部族合作共事，当时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和谐相处的局面。
    在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之下，帝尧遂率领广大部族群众发展社会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他首先率领人们克服自然灾害，开始是克服旱灾，《淮南子·本经训》云：“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狶、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中其九日（此句从《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淮南子》所加），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接着是克服水灾，《孟子·滕文公上》云：“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史记·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通过鲧、禹两代人的努力，终于治理了鸿水。农业是当时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一项季节性很强的生产活动，尧在治理自然灾害的同时，为发展农业生产，又派遣专职人员观察星象，以便准确地掌握季节变化，《尚书·尧典》云：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帝（尧）曰：‘咨！汝羲墍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意即帝尧乃指派羲、和两族的首领，严谨地遵照天时运行的规律，根据日月星象运行制定出准确的历法，告知群众按历法规定的季节从事农业生产。并对羲、和二氏说：一个周期为三百六十有六日，多余的时间可置闰月的办法来构成一个整年。并告诫各级首领各司其责，从而使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
帝尧作为我国古代一位原始部族首领，他在搞好团结各族、“合和万国”的形势下，带领群众克服自然灾害，大力发展农业，是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决策。他的这个决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当时的我国社会迅速迈向文明时代的门槛。他的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心系全民、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为世世代代的人们讴歌赞扬，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于今天的我们，应当研究、借鉴、继承和发扬这种美好的传统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当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尧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以尧舜时代为背景，以传颂尧的功绩为宗旨，以崇尚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为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成的一部分。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史记·五帝本纪》用四分之三的份量记叙尧舜的事迹。虽然它们属于“口耳相传”的传说资料，其间掺杂某些神话色彩，但不排斥里面包涵着基本的历史元素，通过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者们利用多重证据法来检核，越益证明，尧舜其人和尧舜时代存在的可信性。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才蕴育出来尧文化。
据文献记载，尧的功绩有：第一制定历法，敬授民时。《尚书·尧典》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就是说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向民众颁布，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从火历转向阴阳合历的一大进步。第二，汤汤洪水，命鲧治理。此次治水并不成功，但为后来大禹治水积累了经验。第三，“协和万邦”，创建邦盟体制。《尚书·尧典》记载了从“九族”发展到“百姓”，再从“百姓”发展为“万邦”这一文明化的进程。第四，选贤命“官”，实行禅让制，即传禅而不传子。《尧典》记载了尧传舜、舜传禹的全过程，充分反映古代原始民主制推行的事实，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可信的史迹。
在传世文本和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中，保存着许多尧事迹的资料，这些资料留传下来，凝结成被千古以来人们颂扬的尧文化，兹归纳其核心内容，大致包涵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崇尚道德，尊帝尧为道德的楷模；另一方面认为尧是治理天下的圣主，是他开辟了以德治邦的先河。
首先尧文化集中体现了崇尚道德的价值取向。先秦儒家宣扬尧文化，把尧看作是道德的楷模，是遵循天道的伟大人物。孔子是这样无与伦比地赞美尧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孟子亦有同样的颂扬。（《孟子·滕文公上》）再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赞颂尧曰：“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与《论语》的赞语同出一辄。他们对尧的评价代表着一个时代人们对尧身上具备高尚人格的一致赞赏，是对尧文化的普遍认同。正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所云：唐虞之道“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他们达到了“仁之至”、“义之至”的最高境界。《尚书·尧典》对尧的人格魅力做了如下概括性的描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就是说尧恭敬职守，明察四方，道德纯备，温厚宽容，能够让贤，他的道德光辉普照四方，通达天地。
其次，尧文化还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即推崇尧是治理天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圣主，是以德治邦的鼻祖。《尚书·尧典》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因为尧“克明俊德”，能团结诸族邦，将氏族组织依次扩展为“九族”——“百姓”——“万邦”。“九族”是建立在氏族基础上而集聚成的同姓宗族组织，“百姓”则是以同姓宗族为核心团结异性氏族而结合成的族邦，“万邦”则是以“百姓”族邦为核心结成更广泛的邦盟。邦盟是从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过渡期，是早期国家社会形态。尧作为中华早期文明阶段著名的邦盟主，为团结族邦，扩大邦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德治邦，实行禅让制是实现天下稳定的上策。正如《上博楚竹书·子羔》云：“善与善相受也，故能治天下，平万邦”，就是说权力地位只有在贤人与贤人之间相授才能平治天下。古人认为唐虞之道最集中最本质的特征是“唐虞之道，禅而不传。”且称赞“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当时为何实行“禅而不传”呢？是因为“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上博楚竹书·子羔》）贤是禅让唯一的道德标准，让贤是原始民主制的反映。因此，尧文化从政治伦理层面上看就是“尊贤”文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治权力地位在传承过程中发生变异和冲突时，“尧舜之道”中的“尊贤”思想就反复浮现而受到广泛提倡。
下面谈谈尧文化的传播问题。这一问题当从时间序列的流传和地域性的扩散两方面角度来分析。
尧文化的传播之始，应从尧舜时代尧文化的产生算起，但尧文化真正传播开来当以《尚书·尧典》撰成年代为标志。《尚书·尧典》是争议颇大的一篇文章，经学者们多年研究，称它是尧舜时代的著作，显然不对，称它是战国秦汉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有“疑古”过头之失。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所论：“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初政治，重人事，轻鬼神，推行周公思想。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他继承和革新传统思想，吸取历史资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尧文化。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德”观念是从周公、周人开始有的。现在看来此说值得商榷。“德”观念是从尧文化就开始有的，它不仅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而且又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即要求人们以德待天，以德待人，以德克己，可见周公思想是在吸纳尧文化等多元文化基础上而得到充实且发扬光大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尚书·尧典》是尧文化在西周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标志。
尧文化到春秋战国时代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扬，成为先秦诸子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群关系，阐发救世方案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儒、墨、还有道、法诸家毫无例外都评论尧舜禹的功绩，从中吸取营养成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韩非子·显学》所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新出土的楚简文献也多有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专门阐释尧舜的品德及其禅让制度，突出了尊贤让贤思想。还有《上博楚竹书·子羔》赞颂尧的高尚品德，并指出让贤的本质是：“善与善相受”。又《上博楚竹书·容成氏》颂扬“尧为善兴贤,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邦让于贤。”尧舜文化在战国时代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
到战国时期尧文化的传播既广阔又深远，这是有它存在的历史背景。首先是因为春秋以来王室衰微，政权下移，天下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例层出不穷。为稳定社会秩序，重构世袭宗法社会结构。先秦儒墨两家提出古之贤人政治不失为救世的一种方案。因此，他们就以尧舜禹禅让史实为例，把它作为一个理想模式加以宣扬。岂不知这是一个过时的药方，在私有制发展的社会中，此路不通，要想使禅让制再现，只能成为不可企及的幻想。
战国时代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社会上人们对道德标准的价值追求产生了多元化倾向，并派生出道德危机感。于是，崇尚道德，讲究温良，重视民生成为部分知识精英倡导新道德重铸的关注点。尧文化涵盖了以上这些内容。因此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倡导尧文化，运用尧文化资源来重构心目中的伦理道德体系，自然就收到了恰合时需的功效。
战国以后，尧文化绵延不断流传下来，且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心田。历代统治者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倡导尧文化，使它变成物化形式，从而体现在敬拜尧帝的祭祀文化中，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尧庙、尧陵、尧祠。（以下参阅马兴博士论文《尧舜时代研究》大概从西周时代开始有了祭尧典礼，此后西汉高祖以尧后自居，置祠祀官，祭祀尧帝。直到元明清以来建尧庙、祀尧典活动记载不断，有时把尧作为祖先崇拜，也有时尊为先帝祭祀，后来还有把尧作为圣师崇拜。再从文献记载的尧庙、尧陵的分布来看，除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些中原地区外，甚至扩散到江苏、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人们去尧庙、尧陵、尧祠祭拜，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对尧文化的认同。 

来源：尧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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