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旺发达的制陶业点燃了人类进化的星火早在7000年前，翼城枣园人就开始从事制陶业。考古学家田建文在所著《翼城枣园文化遗址》中说：“枣园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中，以陶器最具有特色。制陶轻薄得体，高低大小适中，色泽古典朴素。”经过约3000年，尧的陶唐氏部落沿袭枣园人的制陶遗风，制陶工具和制陶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尧都砂锅”能流传4000余年至今，就是唐尧文明的光辉印记和历史的最好见证。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降大任在所著《山西史纲》中认为“尧称陶唐氏，与其善制陶器有关，陶之音亦读窑(烧陶器之窑)音，陶之古文作匐，中间的缶即陶器。陶、尧二字叠韵，陶唐二字双声，皆可通假，可以推断，陶唐之名都来自陶器”。
制陶业的发明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现了人类由生吃食物到吃熟食的转变。陶器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储存食物的器皿和烹制食物的炊具，饮食习惯的改变必然加速人类的进化。 
色彩鲜明的龙崇拜张扬着古唐先民的进取豪情陶唐时期，龙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也是唐尧文化内涵的一大显著特色，关于古代的“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口吐长舌的特征看很像蛇；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与鳄鱼相近。因而它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复合体，或者是由图腾演化而来的一种鳄与蛇等爬行动物的复合体。这种崇拜龙的社会信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对大自然以及动物的敬畏，二是反映原始人类希望征服自然的进取豪情，彰显出开放和开拓精神。由于华夏民族崇拜龙，所以尧的身世无不与龙有关。传说有“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庆都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等。尧成为龙的化身，以龙为祖统。陶唐氏部族也以龙为族徽或图腾。尧的时代有“尚赤”现象，与赤龙崇拜有关，“帝尧为火德”，火即赤色，就是以赤色为德；尧生于丹陵，丹色即赤色，都是尚赤现象和赤龙崇拜的表现。
尧始封于翼城，龙崇拜在翼城历史上有浓厚氛围，最典型的是“刘累艺龙”。尧的后裔刘累生于刘王沟村，善豢龙，拜董父后裔为师学习扰龙之技，学成后在龙艺村(今龙女村)养龙。后应召为夏帝孔甲养龙，被赐“御龙氏”，封唐侯，都于龙唐村(今云唐村)。翼城为龙的传人的故乡，翼城人向以不怕困苦、不甘落后、崇尚开放、勇于开拓进取而著称。
影响深远的唐尧遗风兀显唐尧文化的博大精深  翼城各地有“守唐风”、“世守唐风”、“固守唐风”、“唐尧遗风”、“陶唐遗风”等众多门额，说明翼城人对唐尧遗风的尊崇。唐尧遗风是翼城民俗风情的精华，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诗经》中的《唐风》即古唐地的民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唐国的民俗风情。《唐风》中有一首《蟋蟀》，是众口称赞的好诗，它反映了古唐国人民十分勤劳但又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山有枢》反映古唐国人民有着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古唐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忧思深远，关心国事，这在《采苓》等诗歌中有很多表现。爱憎分明是古唐人的高尚品质，这是国民之灵魂，民族之脊梁，爝火不熄，传之久远，在今天的翼城大地仍处处闪烁着它的光辉。
唐朝柳宗元在《晋问》中将唐尧遗风概括为俭啬、善让、好谋而成、和而不怒、忧思而畏祸、恬以愉。俭啬。意为节俭，而不是吝啬。是说古唐国人民“从不讲究吃住的风范”，不追求奢侈和豪华，一门心思发展生产。善让。即遇事能忍让，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尧有温恭克让之德，所以人民才善让，形成了“善让”的民风民俗。好谋而成。即忧思深远，眼光远大，能顾大局，识大体。凡事三思而后行，不急于求成，靠谋略而成事。和而不怒。即胸怀宽大，不感情用事，互谅互敬，和谐相处。忧思而畏祸。指既具有忧患意识，又能严格约束自己，不因行为不慎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祸患。古唐国人民有着不违失法度，不淫荡安逸，不过度享乐的风尚。恬以愉。意为淡泊宁静，以此为乐。
唐尧遗风博大精深，它包含了古代传统道德的主要方面，折射了古唐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伦理追求。经过历代传承，不断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如今已经成为极具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翼城精神，即“勇于改革，敢于创新，不甘落后，团结和谐，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是鼓舞和激励人们不断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力量源泉，是全县人民自觉的行为准则。

来源：尧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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