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国文明 

从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开始，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之后，丰富的物质内容，为文明起源探讨提供了依据。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已经完全证明了中国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并且得到普遍的认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历来是个有争议的热点，由于对考古材料的认识不同，在中国文明发生的时间问题上尚存在某些分歧。早在1939年梁思永先生从十个方面论证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关系时，认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二里头文化发现以后，夏鼐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应该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应该是多元一体的，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继而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特点。这种多元一体的理论打破了中原地区核心起源、传播于四周的大一统固定观念，促使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产生质的飞跃。严文明先生总结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以后，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约公元前4000年开始迈开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公元前3500—前2600年普遍接受文明化的过程，公元前2600—前2000年则当步入文明社会。以上是中国学者根据古代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丰富的考古资料，分析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提出的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理论这些认识，在学术界已经基本成为一种共识。 

如何由平等的部落社会向等级化的国家演变，中外学者存在有各自的看法。摩尔根提出“部落联盟”的观点，塞维斯则倡导“酋邦”概念，共同认为从平等部落社会至阶级分化过渡而产生国家。但怎样把“酋邦”和国家在概念上区分开来，由于各个区域的特点不同，理解时又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苏秉琦先生根据中国古史自身发展的特点，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进一步转化，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认为古文化指一定时间、区域范围内的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也就是具有悠久区域传统的古文化，具有突出地位的中心聚落发展成为国家。接着他又提出中国文明发展阶段包括“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由“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组成的理论。指出秦汉统一时期，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过500至1000年，但都可追溯到4000年、5000年、6000年前。总之，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区域中心，古城、古国纷纷出现。距今4000年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由古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古国与方国比较，方国更成熟、更发达，是高级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中国古代国家的“原生型”模式，是由氏族到国家的一般过程，除中原地区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沿着这种模式发展。“次生型”是中原地区古代国家发展的典型模式，在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一种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的政治实体促成了夏商周国家产生。由“原生型”到“次生型”的古代文明起源的发展模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方学者在“部落”或“酋邦”向国家过渡难以区分的概念问题。从古国到方国，体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古代文明发展的自身特点，当文明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国随之产生。古国是脱胎于农业聚落的政治实体，一个聚落中心向国家转化时，社会形态的转变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古国是向方国演变的一个过渡阶段，又是从“原生”到“次生”的一个突变。距今5000年前后，在各地的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多级聚落形成，区域中心纷纷涌现，有的当已经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古城、古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变革的产物，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古国的具体时期约与夏建国以前古代传说的“五帝时代”相当，可划分为龙山时代与尧舜时代两个阶段。龙山时代相当于文献称呼的“五帝时代”，是传统认识上中国古史中的第一个时代。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现50余处，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中南部、湖南、湖北及成都平原一带。城址的归属，黄河流域主要有汾河流域的陶寺文化，伊洛流域的王湾三期文化，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石河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以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这些文化已发展成为以政治统治中心地位聚落为主的社会高级形态，出现了地区性中心聚落。聚落中心的政治实体，开始建立强制性权力系统，各区域邦国型国家开始建立，构成了文明社会发展的多元性特征。尧舜时代是晚于炎黄聚落的时代，也是龙山时代晚期向夏王朝国家过渡的重要阶段。此时期的“几个地方性的文化在一个圈子里面作密切交流的情况，事实上也是国家类型的社会形态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尧舜领导的古国从多中心的部落中脱颖而出，嬗变步入金字塔形部落结构，形成古国文明的杰出典范。无论在聚落形态、社会形态方面、还是文明化程度上，都具有“王都”的特征。 

二、唐尧文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学者在晋南寻找夏文化遗址同时、就在临汾盆地发现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遗址近80处，分布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诸县市。遗址面积一般都在数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到十几万或数十万平方米。规模最大的有3处：翼城县开化遗址，面积128万平方米；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230万平方米；襄汾县陶寺遗址，面积4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的面积在各地龙山文化遗址中是首屈一指，分布在陶寺、李庄、中梁和东坡沟四个自然村之间。1978年在陶寺遗址发掘出700多座墓葬，其中有9座大型墓的墓主属于“王者”级别的人物。1999年，在临汾下靳地又发掘了480座陶寺文化的墓葬，出土了250多件各类重要文物。2000年开始进行了寻找古城址的发掘，共钻探32万平方米，发掘1511平方米。2002年发现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等遗迹。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中期小城内又发现了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此外，还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墓地，其中的一座大墓主人极有可能是“王者”级别的人物，应当与早期大墓主人的身份相同。当陶寺文化墓地相当于“王者”级别的人物的墓葬发现之后，根据陶寺遗存发掘的材料和古文献记载的相互联系，从地望、年代、群物、葬法和图腾诸多方面进行论述，研究者认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是夏代以前帝尧陶唐氏的文化遗存之一。经过发掘陶寺城址后，发掘者从研究宫殿建筑、宗教建筑以及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等角度出发，以聚落形态、社会形态以及文明化程度等方面考察，认为如此规模大，结构复杂的陶寺城址，已开始显现出它存在着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和高度发达的政治权力机构以及早期国家的某些特征。因此推测陶寺城址很可能是当时的一处重要都邑性聚落。如果陶寺城址作为早期国家重要都邑这一事实成立，则陶寺遗址代表的区域文化是古国文明中最发达的社会组织。由于聚落联盟管理职能无限制膨胀，最终发展成凌驾于各聚落之上的权力机构的结果，盟主从“社会公仆”发展成为“社会的主人”。 

由于陶寺城址所在的地理位置、文化因素和时代与古史传说的唐尧一致。因此可以说陶寺文化就是唐尧文化。陶寺的城址和大墓具有不是同时期的特征，表明是几代首领使用的城址和埋葬的墓地，是一个发达的社会联盟组织。《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陶寺城址内的宫殿、宗教建筑，已成为作为聚落都邑的象征。早、中时期的使用，可以说唐尧建都不是一代人，而是若干代。五帝时代，当尧作为都邑的最高首领时期，陶寺都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应该是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天下万国”的局面已经形成，尧都逐渐被视为中心地带，尧领导的都邑成为最早的“中国”。陶寺遗存代表的唐尧文化，成为初级文明的集大成者。 

三、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唐尧文化是夏王朝建立前的重要文化，当陶尧都城的中心地位在黄河流域确定后，促使各区域性古国向中原核心古国靠近，形成了多元一体起源的最初特征。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体现了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唐尧文化凌驾各区域文化之上，成为中原社会联盟集团的盟主。聚落的都邑拥有强大权势和雄厚财富，成了一定范围内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在大小与功能上的分化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式结构，从调查资料来看，可以划分五个等级，第一等级400万平方米，第二，等级200万平方米以上，第三等级面积100万平方米左右，第四等级50万平方米，第五等级5万至10万平方米之间。以陶寺遗址为首的城址是中心区域，其余等级的聚落群分层次环绕在都城的周围，最初的城市、聚落以等级形式出现。“只有到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时，城市才算真正形成，在通常情况下，这个时期便是文明时代的初期。唐尧协和万邦，相互融合，都城、聚落共同组成了早期国家。 （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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