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新发现，140万年前，吉县柿子滩即有了先人活动的遗迹。襄汾丁村的考古成果不仅实证了临汾曾是一块气候温热，颇适人类生存的沃土，而且以10万年左右的先祖骨骼驳斥了曾一度在国际上热噪的中国文化西来论。热噪于西来论的外国人，在我国尚没有10万年左右的考古发现时，便大力鼓吹中国人断代，是后来由西方移民过去的。于是，在丁村人赫然于世时，鼓噪者立即哑然，不敢再妄言。之后，人类的活动更为频繁，临汾市范围内留有大量的名胜古迹。洪洞县卦地村，据说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洪洞县侯村，有女娲的陵墓和庙宇。吉县的人祖山，据说便是伏羲女娲滚磨盘以试姻缘，成婚繁衍后人的地方。进入炎黄时期，临汾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吸引着炎帝在这里播植五谷，而后黄帝进入，这里曾是炎黄干戈奋争的领地。
在人类发展渐进的过程中，临汾的文化积淀逐日丰厚，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果然，尧定都于这里，上承炎黄，下启舜禹，将分散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凝聚为一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个方国，而尧都平阳恰好处于中央之国，形成了古中国的雏形。历史的辉煌不仅照耀前人，也照亮后世。数千年后，晋国初始，不过“河汾之东，方百里”之地，但是，至春秋时已经居于霸主地位。历史再向前推进，到了公元308年，匈奴人刘渊乘东晋八王之乱，称雄天下，仍然选定古平阳建都，抢制中原，挺进长安和洛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临汾这唐尧文明圣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创造和留下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无愧地说，临汾是中国的摇篮，这里凝聚着历史文化的根脉。具体有：中国之根。中国的形成，历来是史学家颇为关注的课题。经过多年的探究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尧舜禹时代为国家的形成期。不可否认，炎帝、黄帝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仅是奠基和播种效应。当然，离开了奠基和播种便不会有宏构及硕果，但是奠基和播种又决不是宏构和硕果。而这种宏构和硕果恰好处在尧舜禹时期，这就使得处于尧舜禹活动中心的古平阳成为古中国的摇篮。
过去说尧都平阳，仅是依据史料记载。近年，考古学家先是在襄汾县陶寺村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晚期（亦是尧舜禹时期）的墓葬，从大中小不同类型坟墓中的陪葬物，可以看出明显的阶级分化，由此推断出了国家形态的出现。新近，又在陶寺遗址发掘出早期小城、宫殿，以及中期大城，并且确认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及祭祀区。陶寺，位于临汾城区东南30公里处，这些考古发现实证了临汾为尧都的地位，也实证了临汾乃古中国的发源地。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指出：“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这倒很像车辐聚于车毂，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讲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都包揽到一处了。”这段精辟的论述，明确告诉我们：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而临汾乃晋南腹地，亦即其活动中心；“中国”一词的出现在尧舜禹时期；“中国”一词包含了华山之花燕山龙，是各种文化进步融合的生动体现。据此，我们便可以知晓，临汾乃古中国生长的摇篮，这里孕育生长着中华民族的直根。
文化之根。根祖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具体到临汾来说，尧舜禹时代生成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延续发展，均属这个概念。在临汾，人们习惯于将根祖文化具体为尧文化。以此眼光查考，史书记载，仓颉造字。临汾市西赵村立有古碑一尊，碑刻：仓颉造字处。足见临汾诞生过中华民族的象形文字。不仅如此，临汾还诞生过最古老的诗歌。《古诗源》一书的开篇之作即是《击壤歌》，接着是《康衢谣》、《伊祁腊词》、《尧戒》，连续四首都是尧时代的歌谣。无疑这是尧文化直根上生出的新枝，开出的新花。这种文化一脉传承，启导后世，《诗经》中的唐风雅句脍炙人口，春秋时期的音乐家师旷开钟吕先河，唐宋时代河东大地诗文名家层出不穷。金元时期，临汾是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这里的雕版印刷，名扬九州，平阳姬家印刷的四美图享誉四海。金代，平阳人毛麾著有《平水韵》，南宋时平阳学者刘渊在《礼中韵略》里，总结前人成就，删繁就简，审音划类，并为107韵。当时的临汾为平水县，因称平水官韵。平水官韵成为赋诗作曲的依据，代代流传，沿袭至今，成为众所周知的13辙。元代，临汾是全国的戏剧中心，而且比另一个戏剧中心元大都北京要早30年，至今在临汾市还保留着翼城武池乔泽神庙舞台、尧都区魏村牛王庙戏台等5座元代戏台，而全国保存完好的元代戏台仅存8座。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元杂剧衰亡后，在临汾至陕西韩城一带兴起了河、汾民歌，后演进为山陕梆子，山陕梆子在明清时随晋商驰足神州，现在所有的梆子戏，不仅山西的中路梆子、潞安梆子，即是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也概源于此。因而，在临汾可以探寻到中国文化之根。
文明之根。追寻文明之根，首先要了解文明的定义。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指出：“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有了国家，就有了文明；有了文明，就有了国家。国家形成之时，乃文明发源之日。既然我们已经探知，临汾是古中国的摇篮，那么换言之，临汾亦是文明的摇篮。1985年，在侯马市召开“晋文化”研讨会时，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赋诗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诗中有句：

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里的“汾河湾旁磬与鼓”，即是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和土鼓等礼器，也就是尧时期的文明器物；而“夏商周及晋文公”，且不论夏商周乃为尧文化的发展与延续，仅就晋文公称霸春秋，又一次展示了临汾文明的不同凡响。因而，在临汾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直根。
血缘之根。寻访血缘之根，仍需从帝尧谈起。据考证，帝尧的父亲帝喾是黄帝的四世孙，母亲庆都是炎帝的七世孙女。帝尧的血脉中，既流淌着黄帝的血液，也流淌着炎帝的血液，可谓谪系的炎黄子孙。我们常说，炎黄子孙，尧舜传人，足见帝尧就是炎黄血缘融合的子孙，也是尧舜传人的先祖。从已掌握的资料得知：刘、李、杜、房、朱、尧、陶、伊、祁、范等姓氏都是尧的后人；陈、胡、姚、袁、王、田、孙等姓氏都是舜的后人；禹、戈、夏、鲍、邓、沈、曾、欧阳等姓氏都是禹的传人。如果再把尧舜禹分封的大臣及其后裔的姓氏归宗起来，总共有400个之多，而且均为大姓，涵盖了华人的大多数。如此探究可知，现在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其先祖有不少就是从临汾这块古老土地上走出去的。如果说，尧舜禹时代的移民还有些过于遥远，缺乏记载的话，那么，明洪武年间先后18次大移民就是明证。从洪洞大槐树走出去的民众遍布世界各地，至今，随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可见，走进临汾市的洪洞县可以寻到我们的血缘之根。当然，这只是寻访500年之根，如果要寻访5000年之根，那就该说：“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临汾古尧都”了。
如前所述，临汾历史辉煌，文化灿烂，无愧于唐尧文明圣地。但是当今之世，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站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空点，探访上古，是否有抱残守缺之嫌？结论恰恰相反，我们的先祖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不仅冠领了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对当代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启示。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古老的文化吧！
一是和谐的统一思想。这一思想是尧时代乃至晋国时期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尚书·尧典》记载，尧治理天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尧形成国家格局的高度概括，也写照了其精神实质。众所周知，黄帝时虽然一度统领了各个部落，或说形成了部落联盟，但是，黄帝之后，盟主更迭，纷乱杂生，中原大地部落众多，各自称雄。尧从兄长帝挚那里继位后，宾服四夷，平治水土，划分九州，重新统一了各个部落，形成了国家的雏形。那么，尧是如何实现统一格局的呢？《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发扬仁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庭和睦以后，又辨明理顺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理顺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生友好和睦，凝聚为一体了。无疑，和谐思想是其中的精髓。这种思想不仅指导着当时，而且影响着后世。
数千年后，叔虞被封至古唐国，也就是后来建成的晋国，其地便是尧当年的都城辖域。唐叔虞的建国大策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以“启以夏政”是因为辖域的主体为唐国夏墟，所以“疆以戎索”是因为其周边多是戎狄民族。这个国策实际是“夏政”与“戎索”并举，既发扬传统文化，又尊重戎狄民族习惯，也就是以夏之政，治夏之地；以戎之法，理戎之民。仍然体现了尧当年“协和万邦”的和睦友善思想。这种和谐一统的思想，对于我们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于处理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都不乏启示和教育意义。
二是古老的科学意识。虽然尧时期不会有科学的概念，但是，其认识自然，适应自然，逐步驾驭自然的行为已经体现出后世所谓的科学意识。其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钦定历书。炎帝时期，我们的先祖已告别以狩猎为主的阶段，进入原始农业经济。但是，由于先祖对天地自然缺乏正确认识，农业耕种处于广种薄收、有种无收的低下状态。究其原因，不识物候，难以掌握时令，常使禾苗遭受寒霜侵袭，颗粒无收。《尧典》记载，帝尧命羲氏与和氏，观察天象，遵循天数，推算出日月运行规律，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历法，形成了后来的春夏秋冬的四时节令。这就把无序的农耕变得有序，推导了农业产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开始利用地下水，即推广普及水井。《史记》记载，尧时期出现过大旱，禾木枯焦，子民难以生存。尧带领民众开掘水井，广泛利用，解除了旱象，拯救了众生。所以，一代一代的子民都铭记着尧的恩德，至今尧庙仍有尧井。如果说钦定历法是科学发现，那么，推广水井，也算是科普工作，虽然这些均处于初始状态，无法和后来的科学发明成就相媲美。但是，人类的脚步正是这样由幼稚而逐步稳健起来的。
三是拙朴的民主行为。史书记载，尧时期“上下同心，君臣揖睦”，一直延续到舜当政时，因而，百姓子民将那种时代称为“尧天舜日”。这种国泰民安的盛景从何而来？我们先从天安门前后的华表说起。华表，原名诽谤木，就诞生在古平阳，是帝尧设立的，其目的在于广泛听取人民广众对治理天下的意见。这便创造了广开言路，天下和洽的治国风尚。后世以此为荣，以诽谤木为中华表率，简言华表，不仅树于宫殿、庙堂前，也树于陵寝及大路交汇处，光大其美德。民主的行为还体现在尧舜禅让上。尧的帝位是继承其兄长帝挚的，帝挚的帝位是继承他们共同的父亲帝喾的，可以说，帝尧之前的一个时期，帝位也好，王位也罢，都是在血亲中传承的。唯独帝尧选贤任能，将帝位揖让给了平民子弟舜，开启了禅让帝位的先例。尧舜禅让的故事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美谈。
四是可贵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中华民族生存的灵魂，创新是人类发展的动力。这种创新精神在伏羲演八卦以察天地时已经体现出来，如果说伏羲画卦是宏观认识自然的话，那么到了尧时期是贴近自然，贴近实际，从微观入手了。无论是观察日月轮回，以定历法；无论是细究蚂蚁洞穴，以掘水井；无论是体察世风民情，以设谤木；也无论是遍访贤士英才，揖让帝位，都践行在前无古人的境界，也就是创新。创新才能发展，才能进步，由于这种精神的滋养哺育，临汾大地英才辈出。这里成长起来了公布晋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推动刑法实施、执政22年的晋国正卿赵鞅；集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于一身的师旷；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古代良相蔺相如；深谙兵法韬略、战绩辉煌的赵国戌边大将李牧，协助刘邦灭秦兴汉的一代名相张良；西汉时屡征匈奴、卫疆守土的大将军卫青、霍去病；闻名遐迩的元代戏曲作家郑光祖、石君宝。同时，也创造建构了大批至今存留于世的名胜古迹，广胜寺的飞虹塔及元代壁画，拥有唐代佛头的铁佛寺、隰县的小西天、蒲县的东岳庙、霍州的州署、襄汾丁村和汾西师家沟民居……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都闪耀着创新的光芒。
综上所述，临汾历史辉煌，人杰地灵，是我们可爱的家乡。新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唐尧文明圣地，新兴产业之都，和谐宜居城市”的发展战略，这对于重振临汾雄风，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加快这个战略方针的实施，我们启动了“爱我临汾，树我形象，建我家乡”的活动。同样为了切实搞好这个活动，我们委托著名作家、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乔忠延先生编著了《可爱的临汾》一书，旨在展示历史辉煌，激发热爱家乡的深情，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推进临汾又好又快发展，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书中，走进历史，去感受临汾的迷人魅力，可爱风采吧！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黄翠莲 ）

 

来源：临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