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谁非，看来真有必要进行一番考证。考证藏山必须从《赵氏孤儿》的史实入手。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看，赵家蒙难的过程是这样的：春秋时期奸臣屠岸贾受宠于晋灵公，祸国殃民，坏事做绝，因而与辅国忠良的赵家结了冤仇。到了晋景公时屠岸贾当了司寇，主宰了朝中的生杀大权，便要诛杀赵家，理由是，赵朔的父亲赵盾犯上作乱，杀死了晋灵公。其实，不是赵盾杀死晋灵公，倒是晋灵公要杀赵盾，一计不成，再来一计，逼得他不得不逃到边界山村苟安偷生。而此时赵盾的异母弟弟赵穿气愤不过，拔剑而起，杀死了晋灵公。时过境迁，赵盾已经亡故好几年了，接替晋灵公的晋成公也已亡故，到了晋景公时期了，屠岸贾突然要清算这笔历史陈账，要将赵家灭族，岂不是欲加之罪？因而，他将此事告给大夫韩厥，当即遭到反驳。《史记》记载韩厥反驳的原文是：“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为之乱。”这段话将屠岸贾公报私仇的面目揭示得一清二楚。然而，屠岸贾根本听不进去，一意孤行，非将赵氏灭族不可。韩厥就将屠岸贾的阴谋告诉了赵朔，劝他逃跑。哪知这个赵朔是个死心眼，居然说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竟甘愿等死。
结果可想而知，屠岸贾的阴谋得逞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以及同族数百口人皆被杀死。
唯一不死的是赵朔的妻子，因为她是晋景公的姐姐，躲进了宫室，幸免于难。赵家的希望就在她的身上，她身怀有孕，不久就生下了个男婴，即赵氏孤儿。
屠岸贾闻知，闯进宫中搜索。危急之际，赵妻将孤儿藏在了裤裆里，也该他不死，居然无声无息，躲过了一劫。没有搜到，屠岸贾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扬言要斩草除根。这时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挺身而出，设法营救孤儿。二人合计，以他人的孩子代替孤儿，由公孙杵臼带上藏入山中，再由程婴前去举报。程婴见到屠岸贾即说，他知道孤儿的藏身处，只要给他千金情愿告发。屠岸贾大喜，答应了他的条件，便跟着程婴去搜索，自然没费事就找到了公孙杵臼和他带着的所谓孤儿。屠岸贾及随从无不喜欢，就令程婴动手殴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明白程婴难以下手，就破口大骂他是无耻的小人，当初下宫之难不死，一起合谋救孤儿，为何出卖我们！然后大声疾呼：“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之有？请活之，独杀我也！”屠岸贾不会发善心，当即将公孙杵臼和孤儿全都杀死。自此，以为斩草除根的目的达到了，屠岸贾非常高兴。随后，程婴带着孤儿逃往山中隐藏起来。
孤儿还朝是十五年后的事了。这一年晋景公病了，占卜病因，是由于有大功劳的家族遭难。晋景公问韩厥是何族？韩厥便如实相告是赵家。得知赵家还有个孤儿，当即颁令还朝。于是，程婴带着孤儿赵武回到了朝中。随即，赵武攻杀屠岸贾，并灭其族。然后，按照晋景公的旨意承袭了先祖的爵位田邑。
这便是有关赵氏孤儿的大致过程。从这个过程看，司马迁只写到“程婴与孤儿俱匿山中”，至于匿在何山只字未提，这也就为后人留下了疑点。
我们先看盂县藏山吧，此山确实颇具规模。
进山往里，直达北嶂崖下，山高峰峻，沟深谷邃。
这里依崖建造起数座殿堂，正殿祠奉着孤儿赵武；东侧有报恩祠，祭祀的是程婴、公孙杵臼和韩厥；西侧山腰还有个天然石洞，僻静幽深，风雨不侵，据说当年程婴和赵氏孤儿就隐匿在此处，因而就叫藏孤洞。洞前立有石碑，记载着藏孤的往事。最早的碑石可以追溯到宋朝，年代已很久远了。和盂县藏山相呼应的是周边的民间传说，如小藏山、荒安岭、宝剑沟等等。这些传说丰富了藏山的文化含量，却也为藏山的失真埋下了伏笔。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襄汾县汾城镇的太常村。村西不远就是一条沟，沟深处有个简朴的山洞。山洞分两层，下面一洞，上面一洞。据说这就是程婴和孤儿赵武居住度日的地方。之所以会有两层山洞，是山野荒凉，时有恶狼出没，住在上面安全。因而，人们称此地为安儿沟，顺理成章就把背后的姑射山龙脑峰叫作了藏山。
如果仅仅看这襄汾版的藏山，并且将之和盂县藏山比较，谁也不会把它判定为这是可靠的藏山。然而，若是在附近一走访、一考察，就会大吃一惊。首先令人吃惊的是安儿沟不远处的村落，那村名就和赵氏孤儿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程公村，村边有程婴墓；有三公村，村里有公孙杵臼的墓；有盘道村，村里有公孙杵臼住过的窑洞。有厥店村，村里有韩厥墓。再往远处去，有汾阳村，也就是赵氏故居，当年的下宫，赵家蒙难的地方；有永固村，即屠岸贾的家乡；还有晋城村，也就是晋景公时期晋国的国都。从《史记》《左传》等史书划定的晋国领地看，此处就是晋国。无疑，赵家被诛的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大义救孤的事情也发生在这里。若是走进村落，村民会告诉你，三公村就是韩厥、程婴、公孙杵臼商量救孤的地方。村里曾有议事亭，纪念这达成忠义大共识的地点。盘道村是公孙杵臼带着伪孤儿藏身的村庄，也是他和伪孤儿惨遭杀害的地方。至今那孔破旧的窑洞还存在，还在岁月的风尘里诉说那悲惨的往事。可以说，这里深厚的历史隐匿着一个有关赵氏孤儿事件的完整体系。
唯一令人生疑的是，这安儿沟，或说藏山，距离晋国的都城不足百里，程婴将孤儿藏在屠岸贾的眼鼻子下面，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这岂不是自找倒霉？事情的微妙之处正在于此。这便牵扯到一个并不深奥的逻辑问题：孤儿还有必要藏吗？如果不是走进史书查考，不是走进实地察看，我也一直认为藏孤是必要的。这种见识来自于人云亦云，别人说藏孤，自己也说藏孤；别人说藏山，自己也说藏山。说来说去，就没有想过怎么会在浅显的问题上迷失呢！迷失在哪里？就迷失在屠岸贾将伪孤儿杀死，便以为斩草除根了，因而《史记》上写道：“诸将以为赵氏孤儿今已死，皆喜。”皆喜，就是都很高兴，诸将当然也包括屠岸贾。既然屠岸贾也喜欢，那还有什么不放心？既然没有什么不放心，那还追查什么孤儿？既然不必要再追查孤儿了，那程婴还藏什么孤儿？岂不是多此一举，或者再来一把此地无银三百两？实际情况应该是，程婴骗过屠岸贾，领了赏金就回家度日。对于此事民间说得更圆满，他征得屠岸贾的同意，用赏金安葬了赵家被杀者的尸体，才抱着孤儿回到家里。因为屠岸贾杀死的孩子不是别个，就是程婴的那个和孤儿同时出生的儿子。这样他带着孤儿回家当然没有人会怀疑。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自家村里居住，要住到荒山僻岭？回答是：人们误以为程婴背叛了他和公孙杵臼的诺言，以为他是个丧失天良的小人。在村里进出总有人指划，总有人唾骂，每日里锋芒在背，活得没有一点脸面。在这样的氛围里度日，恐怕带不大孤儿自己就被气死了。冤死了。于是，就需要躲出去，躲避别人的指划咒骂。
这躲和藏虽然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藏，要是被人发现就有亡命之虑；躲，即使被人发现顶大也就挨上几句骂，绝无生命之患。何况，也不必要躲得更远，那样衣食来路就更难了。如此看来，反而是襄汾这安儿沟更符合事实、更符合情理。
让我们再从大处着墨，以古代晋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望作进一步分辨吧。晋景公执政时期，其根据地仍在今临汾市翼城、曲沃、侯马、襄汾和运城市的绛县、闻喜、新绛“方百里”的大河之东、汾浍交会流域一带。现在考古发现的晋都绛翼，曲沃（古城）、（太平）故绛，新田（侯马）等历史遗存，都是晋国曾经建都设邑的地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写道：“况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真是言之凿凿！从上述情况推断，程婴藏孤是不可能跋山涉水跑到千而八百里之遥的“外国”去的。至于前面提及的民间故事则更是牵强附会之说了。
那么，盂县这藏山如果从宋金时期算起也存在一千多年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笔者认为，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成分。事情需从魏赵韩三家分晋思考。之前，无论魏也好，韩也好，赵也好，都在晋国的领地上，来去自由。这一分家，赵国到了现在盂县周边的地域，而当初赵家的故土却成为韩国的领地。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古人最讲孝道，祭祀祖先是头等大事。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每年祭祖总不能去韩国祭祀吧？即便人家乐意，自己远道前往实在太不方便。为了方便，于是就在盂县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建庙立祠，年年祭祀。祭祀谁？就祭祀复兴赵家的孤儿，因而其地的主殿就是赵武。所幸还没有忘了几位救孤的义士，于是又有了他们的殿宇，还附会出藏孤洞。后来，《赵氏孤儿》的戏剧一演，拥有藏孤洞的山岭就被叫为了藏山，而且声名大噪。起初，人们还知道其中的奥秘，时光远去，物是人非，谁也说不清来龙去脉了，所以，一代一代就这样迷失在岁月迷宫里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太原晋祠为例，再作进一步的考证。晋祠，本来是赵国的后人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起始年代已难以考证了。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吧，一千几百年来，人们以讹传讹，错把晋阳作晋都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考古界三代学人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精力，发现了曲沃曲村——翼城天马晋侯墓遗址，这才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使这一千古之谜大白于天下。晋祠、藏山，藏山、晋祠，是否可以互为佐证呢？藏山，原来本身就是一种迷失，不知我这样评判有没有道理？不过，令人深思的是，盂县将无做成了有，还形成了规模效应，发展起了旅游业。而襄汾却将有淡化为无，至今让安儿沟荒废着，既不能发展旅游，又不能传承传统文化。相形之下，还是盂县高出一筹。襄汾人不妨去看看、去学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作者系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