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襄汾陶寺遗址，是从时空上考古探索中国文明核心形成、最初中国诞生的重要节点。从1978年至今，先后20多年的考古发掘，陶寺遗址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考古成果。专家论证，这里是“最早”中国。
    陶寺遗址与尧都传说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尧都平阳”之说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佚文，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所引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并载《括地志》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这个地名，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时已经有了。晋州，就是今山西临汾。《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引《帝王世纪》则说：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
    尧为陶唐氏，商周间的唐国是其后裔，被周人所灭，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称唐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汉以来有异说，大多认为在晋阳，也即今山西太原。
    直到清初顾炎武作《日知录》，才加以辨正。近年临汾市曲沃、翼城间晋国墓地的发掘，证实了顾氏的洞见。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会太远，尧也不可能北居晋阳了。“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经》里的《唐风》即是晋风，这也可旁证“尧都平阳”之说是比较合理的。    
    陶寺遗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与意义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支柱，而且是位于中原地区的支柱。它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
    陶寺遗址在晋南的兴起，表明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并不局限于豫西地区，应当处于豫西晋南，甚至包括陕西部分地区的大中原。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比较，黄河中游地区的大中原处于领先地位。而陶寺遗址巨大的城址、文字的使用、冶金术的使用，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都是黄河流域最高水平，为我们论证中华文明早于距今四千年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陶寺都邑邦国文明的典型性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从地望上看，古史传说中所说的“尧都平阳”，就在陶寺所在临汾地区。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看，恰恰是夏代之前的尧舜时期。从陶寺出土的几件彩绘龙盘所反映的崇拜对象来看，陶寺都邑内的龙崇拜是突出的，带有标志性的。而在文献记载中，龙是帝尧陶唐氏中一个重要的图腾。因此，就目前的史前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而言，陶寺遗址是最有条件进行族属研究的。
    陶寺若与帝尧有关系，就会使我们对古史传说中尧舜禹联盟有一个全新认识。过去称这种联盟为部落联盟，实际上它属于邦国联盟（或称族邦联盟）。
    尧舜禹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们首先是自己本邦的邦国之君，其次才是族邦联盟的盟主。陶寺都邑的发现以及我们对陶寺与唐尧的关系的研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尧舜禹时期社会形态和联盟性质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古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中”与“中国”由来
    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队队长）：近年来，随着城址、宫殿、王级大墓、观象台的陆续发现，陶寺遗址越来越显现出早期国家都城的特征，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将陶寺遗址视为“尧都平阳”。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IIM22的头端墓室东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
    “圭”字首先出现在西周金文中，似乎可以印证圭表始于西周。
    《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圭表测量的功能，并形成一套建邦立国定都地中的程式化模式。陶寺圭尺不仅可以用于立中、测日影配合观象台观测制定历法，而且还可以用于大地幅员测量。
    陶寺圭尺夏至影长39.9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北纬35°52′    55.9″。陶寺城址选址显然定在“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
    不难看出，在所谓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确切说则应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
    “中国”的最初含义即“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重要特征，足见没有比“中国”这个称谓更贴切的了!
    陶寺遗址――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
    王克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陶寺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周至秦汉时期行政区域所谓的“河东”地区。这里历史厚重，文化源远流长。
    《尚书?五子之歌》：“维彼陶唐，有此冀方。”唐孔颖达疏：“《世本》云帝尧为陶唐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间为冀州，晋也。”《日知录?卷二》：“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陶寺遗址即为史载尧都平阳，地处冀州，属于龙山时代的晚期。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为我们说华夏文明形成于河东，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
    陶寺遗址绝非一般的遗址，应是当时政体联盟的政治中心所在，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的史事相合。陶寺遗址则应是唐虞“朝廷”所在之都邑。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朝代序列应从唐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