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中国之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近些年来，围绕着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我翻阅资料、实地踏看、请教专家，念兹在兹，思考不少问题，姑且记录在案，以求受教于方家。
    一、兹事体大
    中国文明史究竟是多少年？3000年？4000年？还是5000年？当下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根”在哪里？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指出：“文明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可见文明形成之时，乃国家发源之日。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的“梓材”篇中，原文讲：“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有六种概念：一是指京师（首都）；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三是指中原地区；四是指国内、内地；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以上均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再之前的夏朝和三皇五帝时代，因为没有文字流传，所以只能通过后人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推演。如《孟子?万章上》中写道：“夫（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就是说，战国时期的孟子认为，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就是“中国”。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目标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并给出大致年表。该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基础上又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现已进入项目第三阶段。探源工程实施的重点区域就是豫西的二里头遗址和晋南的陶寺遗址以及浙江的良渚城址。可以这么说，我们现时进行的中国文明探源，就是寻找文明初始时期的国家――最早的“中国”。
    二、陶寺考古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感叹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 ―尧帝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的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五十年之后，今之临汾、古之平阳没有辜负李老先生杜鹃啼血般的感叹：尧―― ―这位“伟大的君王”建造的“雏形的城市”石破天惊般地面世了！它，就是陶寺。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陶寺，这个汾河之滨黄土塬上的村庄，以其一次次的考古发现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史学界：王者大墓、早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朱书陶文、古观象台，等等，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
    科学测验证实，陶寺文化距今5000年―4000年之间，相当于史载的尧舜禹时期。诸多考古资料多角度地指向了“尧帝古都”，陶寺遗址成了“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
    对此，已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写到：“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陶寺首先出现了“地中”的标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工作队队长何驽比喻说，这一“地中”的规定，正如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确定的全世界标准时和地球0°经线一样，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要知道，那个时期只有尧舜这样的帝王才有这种软实力。因此，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显示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
    三、“最早的中国”
    早在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就以整版篇幅刊载了题为《中华文明探源：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明表达体系》的文章。该文在没有全面考证当代考古成果的情况下，就确认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我随后即以“‘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为题写文辩驳。
    关于河南二里头文化，该遗址考古负责人许宏先生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是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它比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时期要晚了七八百年，自然要“成熟”得多了。问题在于，“成熟”的“中国”或“完备”的“中国”并不等于“最早的中国”。正如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质疑商文明是中国最早的文明那样：“中国文明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个白胡子老头”。我在《“中国”的源头究    竟在哪里》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这样就会发现，原来‘中国’的形成不是那么迟缓，不是在二里头标示的夏代晚期才姗姗来迟，而是在陶寺遗址标示的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看来客观公正的评价考古发现，乃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四、多元一体的道路
    中华文明起源的空间与发展趋势，历来有不同的认识。改革开放前，主流观点是“黄河流域中心”的模式。之后，出现了多种文明化进程的模式，如“满天星斗说”、“重瓣花朵说”、“六大板块说”、“两河流域说”，等等。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明发展处于龙山时代领先地位，二里头文化则继承了陶寺文化的文明衣钵，表明了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于是，“多元一体说”抑或“重瓣花朵说”逐渐成为共识。苏秉琦先生曾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各地史前文化是这棵大树的根须，而陶寺所处的晋南一带则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这个比喻生动而精当。
    “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遗址，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期确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如是说。
    五、神话传说
    其实，神话传说是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的。马克思说：“神话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由于条件的限制，远古时期的史实只能通过神话传说来流传，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神话传说未经考古资料证实时仍为神话传说，一经证实则成为史实。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上古史就是以考古来印证神话传说而重建起来的。
    可以这样设想，既然尧舜禹时期已由神话传说变为信史，那么之前的炎黄时期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这与其他任何古老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尧舜时期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源、其本应当是炎黄时期。把炎黄时期由神话传说、古史记载变为物质文化遗存，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当然也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
    六、责任和使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作用与影响日益显现。当务之急是把考古成果从田野里、书案上“解放”出来，使之更好地同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尧文化理所当然是临汾市历史文化的龙头，临汾历史文化的定位应该是：“帝尧之都?中国之源”，有关部门要抓紧申报陶寺国家遗址公园，发扬光大陶寺考古成果，全力打造“三尧”（尧都、尧庙、尧陵）文化名片，进一步加大尧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力度，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将尧文化变成临汾持续给力的新型精神能源和经济能源，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也是对国家、对民族的重大贡献。 
    （作者系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