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尽管我在解放军驻侯马市289医院当了4年政治处主任，但由于不分管医疗工作，同临床科室的医生打交道较少。因而，对于风和了解不深，情谊也不厚。我只知道他是个好人，德行好、医术好。后来，通过3件事，才逐渐地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才解读了于风和。

一件是90年代中期的一天傍晚，时任解放军驻介休某部政委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站立不稳跌坐地上。通讯员小白立即喊来几位战士，架的架，抬的抬，将我搀扶到宿舍。躺在床上，我两眼发直，舌头发硬，头晕症状也持续了很久、很久。病情稍缓后，在卫生所侯医生的陪护下，我到介休市人民医院和解放军驻太原市264医院做了有关检查。专家们告诉我，该病系一过性脑缺血所致，没有什么大碍。可妻的压力很大，心有余悸地劝我去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所属西京医院确诊一下。临行前，我想起了289医院外三科主任于风和。他是1965年穿上军装，从陶唐故都——山西临汾的西山沟里走进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开始了医疗生涯的。5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全部学业。因他品学兼优，毕业后被留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骨科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他对西京医院的人熟、地熟，让他陪同前往是最佳人选，只是不知能否给我这个“面子”。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电话给他。他很忙，打了多次电话才终于找到他。当他得知我的意图后，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连夜安排了急诊手术，腾出专门时间陪我去了西安。住宿时，我要为他订一个单间，他执意不肯，非要住进每床15元钱的4人间;就餐时，他不进大小饭店，却要吃小摊。那一刻，于风和的形象霎时在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

另一件是父亲患了股骨头坏死病，卧倒于床后，我遵照于风和的嘱托，把父亲从河北老家接到289医院，入住他所在的科室，并作了全面检查。为稳妥起见，他带着各项检查结果，和我一起奔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所属西京医院会诊。四、五位专家教授观看了片子，确诊为：左侧创伤性关节炎伴股骨头坏死，需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在于风和的全力周旋下，骨科马主任当场答应到289医院为父亲做手术。父亲的手术日，马主任带着助手风尘仆仆地如约而至。术后，于风和精心地制定了一套治疗和护理方案。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不论是工作日还是星期天，他都无数次地到父亲的病床前，观察伤口愈合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在他和全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父亲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离开病床，走出病室。看到一脸微笑的父亲，我由衷地感激于风和。

还有一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是庚辰年腊月二十五的晚上。夜幕刚刚降临，年近六旬的于风和便敲开了我家的门。他看到客厅里坐满了人，就把我拉进卧室，掏出500元钱塞进我的手中：“听说你转业到地方工作一年了，工资一直没有发，就要过年了，去置办些年货吧。”我推他让，僵持了好一阵，他有点生气了：“嫌少就别要，你当政委时，那么关心大家，现在就不能让我们关心你了?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有了难处帮一把是人之常情，谁叫咱们是战友呢!”望着他一脸的真诚，我只好笑纳了。捧着这500元钱，我像是捧着一颗滚烫的心，满腹的感激化作两行泪水，溢出了眼窝。

从此后， 我与于风和便情同手足了。如若一周不见，就好像缺少了点什么，总要打个电话，互致问候。对他的一些事情，我也就格外关注起来。有一天傍晚，我听说外三科来了一位车祸急诊病人，就跑了过去看个究竟。经了解得知，患者李某系侯马市政府的一名干部，车祸1小时后被送过来。CT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硬膜外特大血种”。入院时，呼吸已经停止。正在吃晚饭的于风和听到消息后，放下饭碗，风快地奔向科室，组织医护人员一边做人工呼吸，一边做紧急术前准备。半小时后，他便为病人行了开颅探查、血肿清除术，清除血肿170ML。手术从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病人生命体征终于趋于平稳。那晚，我和医院的领导也一直在手术室外守候着。听到手术成功的消息，我真为他高兴。术后，为了保证病人万无一失，于风和不顾疲劳，又一直守候在病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一个月后，病人临床治愈出院。临行前，李某和亲属来到医办室，握着于风和的手无比激动地说：“是你们雷厉风行的作风和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看到李某流泪了、亲属们流泪了、于风和流泪了。受他们的感染，我也两眼湿润了。

盛夏的一天，我发现289外三科的医护人员突然忙碌起来。一打听，原来是一位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冯姓患者住了进来。CT诊断为丘脑出血破入全脑室并铸型。于风和知道，这是一种发病率低，但死亡率很高的疾病。如采取手术治疗方法，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这种情况最忌讳，家属最难接受。然而，如不手术，患者只有死路一条。我劝他：“你现在已经是声名在外了，这些无把握的病人还是不治为好，因为一旦手术失败，就会严重影响你的声誉，弄不好还有可能惹上官司。”于风和坚定地说：“救死扶伤，是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冯某做了手术。当时，我真为他捏着一把汗。正是这百分之百的努力，挽救了一个垂危的生命。可术后患者仍然神志不清，且痰多，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于风和又及时为其行了气管切开术，并指导护理人员组成特护小组，昼夜守护。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40天后，冯某被临床治愈出院了。患者和亲属非常感动，特意制作了一面上书“丘脑出血病危重，技术高超救残生”14个大字的锦旗，送给了于风和。当我得知，这是医院多年来成功救治丘脑出血的首例患者后，立即采写了一篇消息报道出去。

很多病人拿着报纸找了来。许是于风和是农民的儿子之故，每每看到那些经济拮据、生活窘迫的农民患者;每每听到有的患者为了看病，卖猪卖羊、变卖家产，甚至东借西贷，债台高筑的诉说，他的心都会发生一阵震颤。于风和常常对我说，是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驱使着他设身处地为患者减轻负担，想方设法促进患者康复。他担任科主任以来，始终把廉洁行医作为科室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营造了良好的诊疗氛围，成为广大患者公认的“信得过”科室。

于风和的脾气，我最清楚，凡是碰到患者请吃或送“红包”的事，不论是谁、不论多少，任凭其磨破嘴皮子，他也坚决不吃、不收。200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的一天下午，我到289医院采访时，山西翼城县一位农民患者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因患胃癌住进外三科，按常规胃癌根治术需要6000余元的医疗费，而他的亲属拿出仅有的4000元钱后，悲伤地说：“大夫，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钱够就治，钱不够就不治了。”于风和看在眼里，疼在心中，立即和全科人员一起研究制定了一套经济适用的治疗方案。从手术、用药、住房、护理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压缩医疗费用，使其终于圆满完成了治疗。出院前，他和亲属们非要用剩下的钱招待医护人员一顿不可，于风和说啥也不肯。说着说着，这位农民患者哽咽了，泣不成声地说：“于主任可真是少有的好人啊，您是记者，就写一篇文章好好表扬表扬于主任吧!”我含泪点头答应。那晚，我在台灯下，一口气写出了4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心底无私天地宽》。这篇文章在《临汾日报》和《临汾声屏》发表后，我拿着样报给于风和看。于风和非但没有兴奋，反而迁怒于我：“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有啥好宣扬的!”我忙陪笑脸：“下不为例。”

从医院领导和科室人员的口中我了解到，“兢兢业业工作，本本分分做人”，是于风和的行为准则。多年来，他恪守着“少谈报酬，多干工作;少要荣誉，多办实事;少揽权力，多做人梯”的人生信条。这一点，我很是佩服。他虽然对骨科、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但他从未骄傲自满过，也从未停止对知识的追求。他一直把自己当做一名普通医生，每天早上7点30分准时赶到科室，并坚持值班、写病历。“股骨头置换术”、“膝关节转换术”、“全髋关节置换术”、“血管神经伤的修复”等手术，是于风和率先在医院开展的。手术中，他有意识地安排年轻医生做助手，手把手地教，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几年来，他带过的数十名徒弟，均成为技术骨干。

在外三科成立后的前两个月，我发现于风和办公室的灯光每晚都亮至深夜。一问才知道，为了尽快带出“新手”，他坚持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就住在科里。只要一有疑难急诊病人，他就和“新手”一起研究制定治疗方案，一起走上手术台，边示范、边指导。他患有“腰椎病变”，每次手术站立时间一长，就腰痛的直不起来，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实在坚持不住时，就在木凳上躺一会儿，待疼痛稍稍缓解后，重新走上手术台。他就是这样，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过硬的技术骨干。年终当科室的医护人员推荐他，医院党委决定给他记功和报酬时，他却再三推让，建议表彰奖励年轻一代。在科里，他从不独揽大权。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他都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注意在他们实行各自的权力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帮教，使医护人员既提高医护诊疗水平，又增强组织协调能力。于风和靠着优秀的人品、精湛的技艺、高度的责任，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他连续12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医务工作者，两次荣立三等功。北京军区联勤某分部授予他“优秀医务工作者标兵”荣誉称号，并号召所属部队官兵向他学习。如今，于风和已退居“二线”，但他仍像以前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这就是于风和，我打心眼里深深敬佩的于风和。

(原载《临汾声屏》平阳人物2001年5月21日，《临汾日报》200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