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将军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他一贯拥护联俄，联共、扶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此，他在处理与共产党有关的问题时，总是比较明智。在全面抗战以后，就与共产党合作得很好。一直到解放战争的北平和平起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31年11月21日，包头市警察局局长马秉仁扣捕了一名所谓共产党要犯，名叫黄静斋。傅得知后.即令将黄解送归绥。在交淡中，傅得知这个黄静斋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他便冒着风险，对王若飞采取优待措施：一是变相关押;二是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助。为了不露马脚•傅告诉王若飞：对外仍用黄静斋之名。后来，何应钦、阎锡山等人都要傅把“黄静斋’解送给他们，由他们处置。傅均以托辞，保护了王若飞同志。

王若飞同志在押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次，他要求傅给他几本书看，傅便送给他一套《四书》。王若飞同志在这书上作了万余言的批注，大讲唯心论与唯物论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理论。然后，王若飞同志将书退还给傅。

傅还常派人将王若飞同志接到自己的住处，交谈至深夜。有一天，王若飞同志问傅作义：“你省政府对面影壁墙上写了《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篇文字是什么意思?”傅答：“这是我的施政纲领，也是我的政治设施要达到的目标。”王听后笑着说：“今天，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整个的贪污社会，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光凭你自己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吗?”

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傅作义派人将王若飞同志护送到太原阎锡山处。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王若飞同志即回到延安。此后，傅将军与王若飞同志交成朋友，对王若飞更加钦佩。给干部讲话常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哩!”后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傅将军每去重庆，王若飞同志总是找机会与傅会晤并赠送共产党的书报。

1937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合作后，傅作义将军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主动热情地和共产党配合，互相学习，协同作战。

首先，傅作将军利用一切机会，力争与共产党各级领导人接触，共同探讨抗日救国的道理。1937年，在大同、忻口，太原等地，傅和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多次交谈过抗日大略。1938年，傅的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在晋西柳林镇，随后移驻临县及河曲。八路军贺龙、关向应领导的120师驻岚县，续范亭、南汉宸和武新宇几位同志领导的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也驻在岚县。傅作义及其部属经常与八路军来往。1938年初，程予华、曾三两同志奉毛泽东之命，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将军，商谈抗日问题。续范亭、程子华等同志曾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3000余名青年.补充到傅的部队。接收了共产党方面征集的3000余名新兵后，续范亭，南汉宸同志，在临县与兴县之间的白文镇附近，与傅将军举行了亲切的会谈和聚餐。1938年秋，傅将军曾邀请续范亭和南汉宸到河曲，共谈抗日事宜。当时，召开了欢迎大会，双方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39年，傅将军率部离开山西到绥西河套一带后，南汉宸，曾三等同志专程赶到河套，与傅将军会谈了三天。在多次交往中，傅将军学到了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制定抗日大策的经验。不久，即在所部举行了“抗战建国讨论会”，召集地方乡以上及军队连以上干部参加，每期半个月。会上各政治主张不同的人，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展开热烈讨论。这个讨论会，后因国民党中统特务苏寿余的破坏，未能坚持下去，但通过讨论，对提高抗日认识，推动以后的抗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傅作义将军于1938年秋天，派周北峰到延安谒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来帮助开展抗日工作。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不久即派潘纪文为中共驻傅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干部学生也从延安来到河曲傅部工作。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将军学习八路军的做法，第一次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同志和从西安招来的进步青年担任，有的任师政治部主任，有的任团政治部主任。潘纪文同志担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主持开展部队政治工作。延安来的共产党人带来了先进思想和优良作风。从此，全军上下到处唱《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处处歌声嘹亮，充满了生动活泼的气氛。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很恼火，不久即派中统特务张彝鼎任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的使命是清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严密控制傅作义。这弄得傅将军很难办.经过多次周旋折中无效，眼看对延安来的同志无法保护时，只好把已公开身份的同志，设法送回延安或安全地方。

第三，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互相学习，加强部队和地方的抗日政治思想工作。1938年前，35军虽有政工机构，但谈不上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军事指挥官指挥、决定一切，从不做政治思想工作，更不开展群众工作。延安的八路军干部来到后，傅将军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十分赞赏，委托潘纪文同志根据部队实际，草拟了一个《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这个《守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废除打骂士兵的恶习;实行经济公开;建立“奋斗室”，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改善军民关系，实行军政统一，在军事指挥员领导下进行政治工作。同时，傅还亲自为部队制定了“十项纪律”。主要内容是：说话和气，卖买公平，借物速还，损物赔偿，不许调戏妇女，不许打人骂人;部队行军时，不准踏坏禾苗;部队住宿后，院落街道要打扫干净;行军前要缸满院净;部队煮饭烧柴，马食草料要付钱.家中无人者，写清数量将钱压在条下;不虐待俘虏，不许搜俘虏腰包。《政治工作守则》和“十项纪律”贯彻执行后，过去官兵脱离、军民脱离等旧军队的一套残余作风，逐步有所改变。

为了改革地方行政工作，实行军民抗战，1939年4月，傅将军仿照中共在山西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在绥远也设立了 “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适应抗日需要，带有绥远省地方战时行政性质的机构。组织为省、县、区、乡四级。省动委会下设组训、宣传、军事，妇女、动员，报社等组室，主要任务是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战。后来它的职能逐步扩大，清查户口，组织通讯网，建立盘查哨，配合军事行动，组织担架队，设立救护站.发放救济款，征集义务兵等工作，都由动委会来做，权力很大。傅任动委会主任委员，周北峰任副主任委员。讨论重大事件，傅亲自参加主持会议。初期，共产党员潘纪文、王一然等人，分别担任组训、宣传等组的组长;一些延安来的党员、进步青年，分别参加各组工作。傅强调民众组训是动委会的中心工作，经常对群众进行慰问、救济，并帮助群众生产，从而取得了群众信任，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愿意参军抗战，支援前线。当地群众在动委会的组织下，积极实行“空室清野”，军民配合抗敌，使日军侵犯后套时，受到多方面的抵制和打击。农民王大老虎兄弟二人，用铁锹杀死日军七人。许多小脚女人主动组成担架队，救护伤病员。1941年秋，傅部就地补充兵员，原定3个月内补充3500百名新兵，结果在动委会的组织发动下，10几天就完成了任务。

第四，在战略战术方面，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运用。全面抗战开始后，傅将军看到，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处处被动 ，而八路军却主动灵活，有效地抗击敌人。因此，从1938年开始，他就热心研究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法，组织部队干部学习《论持久战》等书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将学习研究成果随时运用到战斗、战役中去。过去，作战主要是阵地战，以后也实行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大大提高了作战效能。

在统一战线中，由于傅作义将军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干了国民党其他军队不干、反对干的事，引起丁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蒋介石说;“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