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吉县工作了30年，期间，有坎坷，有喜悦，有成功，有遗憾，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作为，也没有做出流芳百世的大政绩，但有一件事至今无法忘怀，记忆犹新，就是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接待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

2002年3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我，接到了原学义县长打来的电话，说月底朱镕基总理要来县里检查指导工作，上级指示我必须请假回来参加接待任务。我一听是朱镕基总理，心里咯噔了一下，有些紧张和忐忑。印象中，朱镕基总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负责任的大国总理，性格严厉，工作严格，他引用过的“公生明，廉生威”的话在我脑海里印象很深，他讲的“五不”(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一个七品县官，参加接待工作，紧张和惶恐是可想而知的。3月28日晚上从北京坐火车，第二天早上到临汾，没有回家直接赶到吉县。原学义县长与我是同乡，人很好，能力很强，为人正派，我们搭班子，合作非常愉快。他在家组织四套班子和有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参观行程、生活接待、安全保卫等等，细致扎实，有条不紊。他对我说:“总理来吉县活动一天，住一个晚上，不接不送不陪餐，主要检查退耕还林，县上不作专门汇报，这下我心里有底了。”

3月30日，总理一行乘飞机到027机场，然后改乘汽车到吉县。当时公路状况不太好，309国道属于山区二级路标准，弯道多、坡度大、路面不平，125公里路程，大约走了近三个小时，下午6时许到达吉县。当时既紧张又激动，也不知道见了总理该说啥，中巴车到吉州宾馆停稳后，朱镕基总理与陪同的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省长刘振华，及中央部委的领导一同下车。总理站在宾馆的台阶上，环视了一周，说了一句话：“县城不大，还比较整洁。”总理用餐不要人陪，北京来的、省里来的，无论官职大小，一律用自助餐。当时吉县的接待条件有限，正处在采暖季节，北京来的领导安排到吉州宾馆，省里来的领导安排到宾馆对面地税局的招待所，市里领导只能安排到生产资料公司的一个小旅店。晚饭后，樊纪亨书记对我说，总理临时决定你明天上一号车汇报工作，准备一下材料，重点是退耕还林，还有吉县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经济社会等等。安排完后，省委书记田成平叫我，强调一定要汇报好。刘振华省长也要求除退耕还林外，再把公路建设、人畜饮水也汇报一下。突然间的变化，毫无准备，不禁心情又紧张起来。心想在汽车上汇报，又不能拿材料，还不会说普通话，汇报不下样子，自己丢人不要紧，给省里、市里领导怎样交待。事到临头，不上也得上。回到办公室已经晚上12时，召集了有关同志，翻县志、查资料，就像学生参加高考一样，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31日早餐后，中央来的其他领导先后上车，我与省、市领导在楼前等候。8时整，总理上车。他与夫人劳安坐在第一排，身后是山西省委书记、省长，然后依次是中央的部长。我坐在中巴车中间过道放倒座位第一个位子，市委书记樊纪亨坐在第二个位子，可能是汇报方便些。当时，虽然没宣传总理要来，但这消息传得很快，群众一大早赶到县城，足足有3华里的街道两旁全部站满了群众。中巴车一出宾馆大门，群众热烈鼓掌，大喊：“总理好!”总理随即打开车窗，向两旁群众招手示意。车子虽然离开了县城，但街道两旁的群众久久没有散去。

吉县县城到壶口参观的路程大约有25公里，盘山道路更难走，路上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这正是安排让我汇报的时间。一开始介绍吉县县情，随后重点汇报退耕还林的情况。吉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残垣区，总面积1777平方公里，平地很少，大部分是坡耕地，立体生态条件比较差，但吉县从50年代开始就是全国造林模范县，县内有吕梁林区的屯里林场，县上有国营红旗林场，11个乡镇有乡办林场，105个村有村办林场，中学、小学还有校办林场，群众造林基础比较好。全县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0%左右，在同类地区还是比较高的。我主要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植树造林作了一个分析比较，有成功典型，有失败教训，有政策原因，有体制问题，综合起来说，退耕还林这项政策是建国以来植树造林最好的政策之一。我向总理汇报说，过去年年造林不见林，造得多，存活得少，按照历年上报的面积，把全县面积造两遍林还不够，这个事不能光怨老百姓，根本的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每年春、秋两季造林，年年是大会战，群众带上干粮，扛上镢头植树造林，造下的全部是国家和集体的，唯独没有个人的。自己种一点地，要承包;用一点木材，算偷盗，造的林说是国家和集体的。国家、集体管不了，群众能管了，可又不是群众自己的。所以说，林权是核心。就吉县来讲，上报耕地面积45万亩，但实际面积比这个数要大，村干部掌握的面积和县上掌握的面积不一样。承包土地是一个数，征收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是一个数。承包面积数比征收农业税面积数要大，这就形成了村干部能说清不说，县、乡干部说不清非要说。退出耕地造林，首先面临一个吃饭问题，实话说，吃不饱肚子，根本谈不上“被子”(造林)，老百姓既是造林者，又是毁林者，粮食问题不解决，耕地根本退不出。所以说，给粮是关键。总理听得一直很仔细，他问：“树苗怎么解决?”我说，从退耕还林开始，县上的各级林场主要任务是育苗，把林场办成苗圃，全县基本上不需调运外地苗木。因为当地苗木成活率高，林场卖苗子还有经济效益。总理点头说，看来北方地区树苗很重要。停了片刻，总理说，小伙子(他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你总结的林权是核心，给粮是关键很好，认识也很到位，但种苗要先行，最后再给加一句行不行?我说，总理加几句都行!总理说，干部是保证。他意味深长地说，再好的事情，再好的政策，没有基层干部的操心和努力，好事不一定能办好，好政策不一定能落实好。这就是后来4月2日总理在山西考察结束时，在晋祠宾馆讲话中提到的，把“四句话”写到国务院的文件里，而且还提到吉县的县委书记。这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最高表扬。去年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山西经济发展思路要调整》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件事。

车行驶到高祖山，总理的情绪好了，车上气氛活跃了，我心里也不紧张了，原来准备的东西基本都没用上。主要是总理提问，我回答。总理问，现在基层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有什么反映?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老百姓有“三怕”，总理问，哪“三怕”?我说一怕政策变，二怕社会乱，三怕干部换。我说的“三怕”，不是我总结的，也不是我发明的，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话。所谓政策变，是指土地不要年年来回变;所谓社会乱，是怕小偷小摸，杀人放火，社会治安不好，没有安全感;所谓干部换，是指村一级干部不能频繁调整，培养一个村干部，比培养一个国家干部难得多。村干部说不是干部也是干部，说不是农民也是农民，他们是永远离不开农村的农民干部。总理点头说，你讲的有道理。后来社会上传的：一怕天大旱、二怕社会乱、三怕总理换。真正的原版应该是前面说的“三句话”。事后，回想起来有点后怕，给这么大的领导汇报，脱口就说，弄不好就是政治错误。

按照领导的安排，我还将县乡公路建设、人畜饮水工程、教师工资发放等工作一一作了汇报，总理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关心，而且讲了非常好的意见。

参观壶口即将结束时，我们想让总理下到观瀑洞看一下，但中办没有安排，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我给总理说，其他地方看瀑布从下往上看，壶口是从上往下看，我们修建一个地下观瀑洞，更能体验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总理说可以下去看一看，这也圆了我们一个心愿。为了让总理题词，当时壶口景区的负责人任天顺提前在景区通往停车场的路旁准备了一个题词的桌子，想让总理题词又不敢说。当时总理很高兴，我冒昧地请示说，总理来一次壶口不容易，是否可以留个名字?总理说，可以吧。说话当下正好走到题词桌前，这时记者和随同人员围了起来，总理提笔，写了“朱镕基”三个字和年月日。我又说了，总理光留名字不好看，再题个字吧，总理问，提什么?这时不知道谁说了一句，黄河壶口瀑布。当写到壶口的壶字时，总理问，壶口的壶字下边是什么，大家说是事业的业字。题完后，大家一起鼓掌，这就是总理留给壶口的宝贵墨迹，也是唯一一幅先题名字后题词的作品。

因为增加活动内容，再视察下一个工程时间有些紧张，临时决定不去了。这时，我给樊纪亨书记说，县上准备了好长时间，总理能去看一下吗?实际上我是说给总理听的，想让总理去一下。这时总理回过头说：“小伙子，汇报得不错，干的比说的应该更好，这次不看了，留个遗憾，下次再来行不行?”在返程的路上总理心情十分高兴，给我们讲了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的经历，特别提到东方明珠塔、浦东开发、上海的规划等等。车上的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国资委主任等北京领导也回应了总理谈话，整个车内喜气洋洋，虽然时间已超过12时，但大家感到非常轻松。

按照行程安排，总理将在下午离开吉县。3时整，总理与我们告别，我迎上前握住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欢迎总理再来!”这时总理凝重地叮咛我说：“黄土高原的生态非常脆弱，植树造林的事业一定要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这是总理的嘱托，也是对山区人民的期盼。

总理在吉县待的时间很短，真正近距离接触只是在车上的几个小时，但留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严谨、严肃、威严，既有政治家的风范，又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讲话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给人以震撼，给人以力量，让人从心底感到可畏、可敬、可爱。有幸参加接待朱镕基总理的活动，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高贵品格和工作作风将使我终身受益。 (原胜利 作者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