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感慨，且慢质疑。

最早针对此事的报道说：“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

如果说党委书记、校长、院长是行政职务，那谁能解释一下，“教研室主任”又算是什么“官员”？以此断言“教学名师九成官员”，太过偏颇！

中国的公立大学拥有完备的行政体系，校长、书记可以是副部级、厅局级，院长可以是处级。我曾听一位副部级校长对学生们说：我也不赞成副部级大学的存在，但如果没有这个级别，我们学校在地方上办事，真的很难。

由此可见，高校行政化已经“积重难返”。

让大学校长戴上乌纱帽，就意味着教育家身份和角色的淡化，我反对。但国内高校常见的是“学而优则仕”和“教而优则仕”。换句话说，尤其那些坐上院长、系主任位置的，多数学术有成。而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这类教学科研机构的负责人，由较有威望的教师出任，不足为奇。

这一点，中外有别——在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系主任是教授轮流来做的，很多大牌学者反而不愿从事这种为别人服务的繁琐工作。

而既然我们的院长、系主任甚至校长，多是知名教授，那么教学名师的评选，为什么一定要避开他们？他们确有官员身份，但不要忘记，他们也是教师。需要审视的，不是他们的双重身份，而是他们是否达到了评选标准。虽然我很不赞成“双肩挑”，但只要他们也符合名师条件，有何不可？

评选国家级教学名师的重要目的，是奖励长期在本科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在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鼓励和带动教授上讲台。教学名师奖，向教育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重科研轻教学”风气蔓延的今天，我国的决策者意识到，真正的治学者很珍贵，真诚的教学者也很珍贵。

从2003年设立以来，这项评选已经自成体系，拥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标准。以教育部公布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本科部分）”为例，满分100，教风10分，教学情况45分，学术水平30分，外语水平5分。

关于各项指标的分值和权重，仁者见仁，大可讨论。譬如我就认为“外语水平”，对于一位中文系教学名师来说不太必要。

但毫无疑问的是，各地区、各学校均仿效这一体系评出教学名师，再逐级向上推荐，最后在全国范围内评议。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置于师生监督之下的过程。

虽然我也担忧过行政事务会影响教授们在教学上更好的发挥，但我并不怀疑他们“名师”头衔的含金量。

就我所认识的几位国家级教学名师，他们在教学水平，以及编写教材、推动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成绩，都是相当能服众的，甚至是历届学生所推崇和公认的。他们开设的选修课，往往口碑极佳场场爆满。虽然，他们之中有的是副校长，有的是院长。

如果一位有实力参评的校长顾及到官员身份，放弃参评教学名师，我钦佩他的高风亮节。但这不应成为一种硬性的要求。教学名师奖旨在选出最好的教师，而在目前的高校，要想剔除所有的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而去择优，并不现实。因为至少有一部分最好的教师成了“学术带头人”或“教学带头人”，而担任了各种职务，甚至身兼多职。

需要指出的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虽是一项国家级奖励，但在“重科研轻教学”的今天，这个奖项尤其在一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还不那么重要。甚至有大牌学者向我表示——只有拿不到国家科技奖、两院院士这类学术荣誉的人，才会考虑“教学名师奖”呢！

现实一点来看，“教学名师奖”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与科技大奖和院士头衔所带来的相比，差得太远了。如南开大学教授顾沛2003年当选第一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金只有两万元。

获奖那年，顾沛还担任数学学院副院长，以此来看，他也有行政官员的角色。但顾沛的得奖没有引起争议，因为同事和学生公认他符合教学名师的标准。

要衡量一个奖项的公正性，只需看得奖人与授奖条件的相符程度即可，没必要把其他因素牵扯进来。我们的校长、院长，既是官员，也是教师。如果他不拿学术成就去述职，也没动用权力为自己参评名师，就不必苛责。

诚然，任何一项评选，即使权威如诺贝尔奖，也都很难真正解决公正性问题。教学名师奖经过几年的评选，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产生的“名”与“利”的诱惑越来越大。不排除一些教师、学校、地区为它“苦心经营”，甚至编造教学业绩。

当前的高校，存在赢者通吃的现象，获得一项奖励之后，就可将此写入履历，从而更易获得下一个奖项，荣誉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有的教师的课程评为“精品课程”，就增加了评选“优秀教学团队”的筹码，而作为优秀教学团队的领头人，更容易当选“教学名师”，反之亦然。

正因如此，听一些教授反映，“包装”某人去角逐教学名师奖的情况开始出现。对此，就如同对待那些“包装”骗来的学术大奖和院士称号一样，我们密切关注，坚决反对。因为，这才是公众所真正担心的。（中国青年报 张国）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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