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讲，“云南聘媒体监督员”的说法并不严谨。基于地域的表述，消解了这一行为所对应的真实主体。这是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开展的一项活动，也就是说，是谁，因为什么，又做了什么，这些问题是确定的。把“云南聘媒体监督员”明确为“云南省委宣传部聘媒体监督员”，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

根据报道，此举目的是“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狠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打造负责任的新闻媒体，着力提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吸引力”。仔细琢磨，一些意思不言自明。“借助”、“加大”、“狠刹”、“打造”、“提高”这些动词语汇前，都有一个主语，这个主语似乎不是媒体自身，也不像是社会大众，在这样的表达里，可以感觉到媒体成为被操心的对象，社会力量是被授权的参与者，他们在一个行动里拥有对立的身份。

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是个现实悖论，学理上到现在还没有辨析清楚，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媒体承载社会希望作出乐观判断。今年6月香港大学一份调查表明，七成港人认为传媒滥用新闻自由，但没有一个人敢肯定香港可以没有传媒，生活可以消失于没有信息传播的真空。这即是说，失去传媒这种获取信息的基础介质，比这种介质本身具有的弊端与问题更加难以承受。

这样说，并非是要否认媒体自身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腐败现象严重、职业道德还不够好，这些问题不少见，即使在国外，人们也面临此类困扰。但构建一种可操作模式，使100个人被挑选而出，个体是监督的实施者，宣传部门是监督信息的接受者。如果我们承认大众对媒体仍然具有基于个人意志的监督与表达，那么这样一个组织过程，就使监督转向，个体不再直接对应媒体，他们之间有一个中转，监督被收集，被整理，被挪作他用。

很显然，我们在法律里找不到对这种行为的授权，也没有哪一个地方规章对这种行为予以明确，所谓媒体监督员，其实师出无名，体现的是一种花边化的特征。一个东西作为附属和陪衬存在，就是花边化，媒体监督员的设立不是一种制度化做法，甚至说不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主流做法，即便它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模仿者当不至于层出不穷，因为不论此一行为初衷是否美好，这都不能反映媒体与政治性力量，公众与媒体、政府之间的恰当关系。

监督一直都是存在的。对于媒体来讲，在适当时候适当回避一些问题，这种自觉性和主动性时常有之，一些真实无法体现于媒体，这就是监督的力量；媒体上的内容错误或失当，当事人或读者、听众、观众会有反应，这种反应基于对媒体内容失真的难以容忍，而不依附于其他方面，媒体就此更正、道歉，这也是监督的力量；还有媒体从业人员行为失当，受到法律惩处，把不合适的人清除出去，把合适的人留下来，这也是监督的力量。

如果说我们对这样的局面仍旧不满意，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不满意，那么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吧，把平衡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的基本操作都交给专业性法律，让法律赋予媒体权利与行为的边界，而不是以个人或组织的力量为媒体保驾护航。想到法律的妙处，人们一般都这样说：自由不受法律限制，必然成为社会的一种破坏力；但自由没有法律保证，这种权力又往往形同虚设。（长江日报 肖 擎）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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