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征收条例制订中遇到的困难，曹康泰将之概括为三个主要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曹康泰透露，征收条例将会采取列举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且倾向于采取对公共利益进行范围较“窄”的界定，不过这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见，地方希望能够将之界定得“宽”一点。 

一部牵涉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政府与公民等多方利益关系的法，自然需要通过立法博弈来实现利益妥协。但自“五学者建言”以来，于公共媒体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对“拆迁条例”的一致声讨。法乃社会公器，体现的是多数民意。民意在舆论表达中聚沙成塔，拆迁“拆迁条例”的共识清晰可辨。从曹康泰主任的表态中，我们同样看到，国务院法制办的诸多意见均与多数民意契合。 

但，新法缘何就“千呼万唤出不来”？ 

从“公共利益”之辩中，曹康泰主任为我们点出了原因：“遭遇了地方的不同意见”。民众和中央都希望限制公共利益的范围，但“地方希望能够将之界定得宽一点。”这是目前我们唯一听到的针锋相对的博弈。遗憾的是，“地方”仍然模糊难辨。这里的“地方”，究竟是哪个“地方”，它能否像五学者那样公开自己的姓名、身份跟单位？如果只是少数“地方”的少数不同意见，又怎能构成拆迁“拆迁条例”的强大阻力？ 

毫无疑问，期盼征收新规早日实施的民意也来自“地方”。当“地方”表达出不同意见，实则表明在这个“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民众”在征收与拆迁问题上已产生了根本分歧。而解决这一分歧的办法，就是要让这个“地方政府”尊重“地方民众”的多数意见。政府的所有权力来源于民众的让渡，“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站在地方民众的对立面。如果有，让它站出来说话。 

立法博弈需要公开、公平地进行。征收条例的制定同样如是。征收条例草案在征求意见时，也不应人为制造先后次序，而应面向社会公开，让地方政府、开发商、被征收人及相关利益群体都能同时看到草案，并及时提出自己的立法诉求。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立法游说”正当化的时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认为自己的意见有利于“公共利益”及多数民众福祉，也应该主动现身向公众表达，向立法建言。没有公开解释，不愿公开说明，只能引起多数公众的怀疑。早在《物权法》尚未通过之时，“拆迁条例”的修改程序其实已经启动。据称相关草案还曾提交讨论，但受阻于今天仍不为大众所知的“地方利益”。正是因为没有民众的参与，没有“地方利益”的公开表达，才有了“拆迁条例”这个早该“拆迁”的“违法钉子户”。 

立法是妥协的艺术。一部体现基本公义的良法，必然是公开、平等博弈而后妥协的结果。若有地方对拆迁变法说“不”，请站出来说话。（新京报社论）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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